狂热分子(1)
狂热分子(1)
读的时候，萨特、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内容不时想起来.. 因为都和人性有关。
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但较不为人知的是，宗教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可以是改变的手段。要实现迅速和巨大的改变，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显然是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热情是由黄金梦还是由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诱发，则无关宏旨。在美国这里，自南北战争以来各种波澜壮阔的改变就是受到一种激情洋溢的气氛所驱动，而人们之所以会洋溢激情，则是因为感受到有无限自我改善的机会等在前头。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所谓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类似披大衣的事情倒是见过一些，但是感觉都没到宗教化的程度。往往大家都提前知道实际目的了，不拆穿只是因为有共同利益。
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当饥寒逼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所以说，贫困者的保守性格和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格同样深厚，而前者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也不亚于后者。
会不假思索就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深信人类理性的全能和人类智慧的无边——诚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言，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自负过，对自身的全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随这种夸张自信而来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普遍热望，它会不请自来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冒出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子，他们会无所顾忌地投入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是因为相信马克思学说无所不能。纳粹没有那么掷地有声的教义，但他们深信领袖不会犯错和新技术无所不能。要不是德国人相信闪电战和新的宣传技术可使德国无敌于天下，纳粹运动会不会进展得如此神速，其中不无疑问。
即使是渴望进步这种良性的渴望，也是受到信仰支撑的：相信人类本质善良和科学万能。这是一种桀骜和冒渎的信仰，思考方式跟那些着手兴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的人相差无几。他们都相信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可以有「宗教化」的解读了。
因此，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富人或穷人、强者或弱者、有大成就者或无所成者；一样有理由害怕未来。当「现在」看起来是完美无瑕的时候，我们充其量会希望它维持下去，因为任何改变只能意味着走下坡。因此，有杰出成就和过得充实快乐的人，通常对剧烈革新都不怀好感。病弱者与中老年人的保守性格也是产生自对未来的恐惧。他们都随时留意走下坡的征兆，感觉任何改变都只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赤贫的人对未来同样没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未来就像是埋在前方路面的陷阱，改变现状就是自找麻烦。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既有特权阶层发动的革命，也有低贱阶级发动的革命。16和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富人发起的革命。当时，毛纺工业高度繁荣，畜牧也比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地主赶走佃农，圈禁公地，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深远的改变。「有时是通过暴力，有时是通过施压和恐吓，达官贵人推翻了社会秩序，使古代法律与习俗为之解体。」另一个由富人发起的英国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就是工业革命。机械化那种令人惊叹的潜力让工厂主和商人头脑火热。他们所发动的革命「极端和激进得不亚于任何思想偏狭者」所发起的革命，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这些敬天畏神的社会贤达就把英国的面貌改变得难以辨认。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这种分类很好，找到了共同点，各种叙事中的日心说。
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这神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自由是令很多人恐惧的，自由意味着只有自己才能承担责任。不会像村上春树的地下中写道的，躲进什么匣子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这对存在主义说来，就是起点。的确，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会随即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这一来，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当我说人是被逼得自由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人的确是被逼处此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仍旧自由自在，并且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所以很多人天生就需要一个主子，需要一个宗教大法官，需要奇迹、迷信、和权威。
用叔本华也可以解释，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一旦脱离了困乏的苦痛，就立即不顾一切，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唯恐自己独处，与任何人一拍即合。只因孤独时，人需委身于自己，他们内在的财富的多寡便显露出来：愚蠢的人，此时虽然身着华衣，也会为了他们有卑下的性格而呻吟，这原是他们无法放下的包袱，然而，才华横溢之士，虽身处荒原，也不会感到寂寞。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将无同..
因为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所以：（一）所有群众运动是相互竞争的，一个群众运动增加多少追随者，就会让其他群众运动减少多少追随者；（二）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然而，基于其参与者的特质使然，集体移民也往往是让群众运动兴起的契机。有时我们很难说出一次集体移民和一个群众运动的起讫界线何在——也难说出它们孰先孰后。例如，希伯来人集体出埃及之举后来就发展为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大迁移也绝不只是人口分布上的改变。有证据显示，日耳曼蛮族的人数相对要少，但一旦他们侵入一个国家，原来的被压迫者和不满者就会群起而加入他们：「那是一场由外国征服引发和遮掩着的社会革命。」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在条件许可和较合算的情况下，一个群众运动也有可能会带来一场集体移民。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清教徒、再洗礼派（Anabaptists）、摩门教徒、捍卫灵魂派（Dukhobors）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集体移民可以强化一个运动的活力与向心力。不管表现为征服他国、十字军东征、朝圣，还是向一片新发现的土地殖民，移民是大部分群众运动都会采取的做法。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种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运动之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不是所有穷人都是失意者。有些身陷城市贫民窟的穷人会对自身的处境安之若素。劝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泥淖，他们会怕得发抖。哪怕是有骨气的穷人，要是他们陷入贫困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一样会不思改变。他们相信事物的秩序是永远不变的，对现状又敬又畏。除非来了一场灾难——战火、瘟疫或集体的危机——他们才会明白所谓「永恒秩序」的易逝不居。
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17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成功，新穷人居功厥伟。圈地运动期间（见第5节），数以千计的地主赶走他们的佃户，把田地改成牧场。「强壮和积极的农民，变成了受薪工人或乞丐……城市街衢满目都是贫民。」为克伦威尔的新军充实兵员的，正是这些遭剥夺的群众。
🐫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的仆人.. 所以工人阶级对于共产党的地位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动。
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民过的是目标鲜明的生活。他们拼命为填饱肚子而挣扎，完全不会为闲愁所困扰。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直接。有饭吃就心满意足；能够饱着肚子上床睡觉是一种成就，每一笔意外之财都是一个神迹。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需要「一个使人生有意义和庄严的超个人目标」呢？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著名的激进派党人会群集莫斯科，就是知道他们必须想办法把赤贫者争取过来。巴拉巴诺夫（Balabanoff）这样说：「我在这里看到那些毕生为理想而活的男男女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不惜自愿放弃享受、自由、快乐与家庭，来这里全力对付人们饥寒的问题。」
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
🐫商鞅的驭民五术...
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
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托克维尔在研究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状况时，惊讶地发现：「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为此，他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法国人的处境愈好，愈觉得自己的处境难以忍受。」法、俄两国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爆发时已拥有全部农地的近1/3，而这些土地大多是在他们祖父一代即已取得。所以说，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不是生活真有多困苦，而是因为尝过土地的甜头，想要得到更多土地。由此可以推知，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斯大林密友基诺夫（Kirov）会在1934年12月被暗杀也许不是个巧合，因为其时正值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结束、一个繁荣愉快的新时代将要开始之后。
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这一点，不管是在我们正趋近，一个目标还是离开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应许之地刚刚在望还是我们被剥夺的继承权仍在望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在我们即将得到财富、自由还是快要成为穷人或被奴役的情况下皆适用。
🐫70年代也许是最好熬的一批人，他们靠本能生活。不管怎么样，我总是喜欢赵紫阳更多一点。
希望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行动，也可以训练和培养人的耐性。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短程的希望还是远程的希望。
一个兴起中时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兴时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悬在信徒面前；雅各布宾党人应许立刻兑现的自由与平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与土地；希特勒许诺立刻撕毁《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人都有工作。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对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而言，它的首要关心是维持现状，所以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教他的追随者一个道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所有的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斯大林主义就像所有的建制化宗教一样，是一种人民的鸦片。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发生群众运动的机会并不大。奴隶之间的绝对平等，以及奴隶区域之内紧密的团体生活，都让失意感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
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试，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与失意感。
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普通的纳粹党员会力辩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这并不是虚伪。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而且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又何来责任可言。他们会参加纳粹运动，不就是为了得到免于负责任的自由吗？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是的，那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满不在乎地杀人来着——战争。而且有人胡乱杀人并因此获得勋章。只要是进到匣子里干的，那也全部作为正确行为通行无阻。而且，如您说的，全都一起忽一下子进到匣子里干的，进到“好孩子”那个匣子里。那的确是万分危险的事，但只要心里明白，就无疑是好家伙。那类人应该具有某种——怎么说好于进入奥姆那样的地方的。
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一个群众运动在其积极阶段会打压个人自由，但此举并未拂逆其追随者的意愿。法国历史学家勒南（Renan）说过，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只有当运动过了它的积极阶段，凝固为一些稳定的制度模式以后，个人自由才有抬头的机会。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越短，人们越会觉得造就个人自由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另外，积极阶段越短，被群众运动推翻和取代的那个极权体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越暴虐。
🐫看到历史，然后再认同一套解释这个历史的理论，就可以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跑路了。
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
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的态度相当有趣。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方法包括打击父母的权威、鼓励离婚和生私生子、接管哺养教育儿童的责任等。拥挤的居住环境、放逐、集中营和恐怖手段等同样有助于削弱和分解家庭。尽管如此，论对家庭的嫉妒，仍然没有一个当代群众运动能够超过早期的基督宗教。
耶稣就曾不讳言地说过：「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及至有人告知他母亲和兄弟就在外头，要和他讲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一个门徒想请假去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一个传扬爱人如己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据说，圣伯尔纳（St. Bernard）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免会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
毋庸说，家庭的衰落（不管衰落出自何种原因）会自然而然助长集体精神，让人易于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
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导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在中国愈来愈壮大。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家庭主要是被经济因素削弱和瓦解。妇女经济独立助长了离婚。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则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加速家庭提早分裂。大工业中心对农村和小镇人民的吸引力，也造成家庭纽带的紧张和断裂。这些因素削弱了家庭，助长了现代集体精神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人口大迁移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灭和拆散了数以百万的家庭。另一方面，英美的空袭，从东欧和南欧驱逐900万德国人，以及战后迟迟不肯遣返战俘之举，对德国家庭的破坏，不亚于希特勒对欧洲家庭的破坏。在充满这么多分崩离析家庭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善，欧洲要怎样才能回复正常、保守的社会形态，令人难以想象。
🐫解构掉某些主义编织的神圣性是非常有益处的。不过，现在原子化的社会也导致了家庭的衰落，也会助长集体精神吗？我怎么感觉什么精神都要消失了。大伙好像并不是什么激昂的痛苦，而是持续无生命力。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于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因此，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取得成功，必须从最早阶段就发展出紧密的组织和一种把加盟者整合起来的能力。依主义的真确性和承诺的可实现性去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存活能力是徒劳的。真正有效的判断标准是看它的组织能不能迅速和完全把失意者融合起来。凡是有几种新信条互相竞争信徒的地方，会胜出的都是集体组织最完美者。在罗马帝国境内竞争的众多信仰与哲学派别中，只有基督宗教是一开始就发展出紧密组织的。「基督教会没有一个对手拥有它那样强有力而凝聚的结构。没有其他的势力能让它们的信徒感受到，他们进入了一个紧密无间的共同体。」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超越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靠的也是紧密的组织。同样的，纳粹运动能打败1920年代德国多如雨后春笋的其他民粹运动，亦是因为希特勒很早就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再怎样强调凝聚性也不为过。他知道失意者的主要渴望是「有所归属」，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一个组织把个人空间压缩得多小都不嫌过火。
这种理解我觉得很好，内容就是形式，形式才是内容。信什么东西无所谓，关键是信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