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高墙和鸡蛋

村上春树的文风轻快有趣，读起来完全不会感觉到疲倦，村上自己说过写文章时的两个基本方针：

那个嘛，对我来说，怎么写文章，规范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高尔基《在底层》里边说的讨饭或巡礼之类。一个人说：“喂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另一个应道：“我又不是聋子！”

讨饭的啦聋子啦，如今估计不能这么说话了，但过去无所谓。我还是当学生的时候读得的。若是一般性交谈，“喂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听着呢！”——这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就没戏了。而若回一句：“我又不是聋子！”那么交谈就有了动感。

尽管单纯，却是根本的根本。但做不到这一点的作家世上很多很多。我总是注意这点。

另一个就是比喻。钱德勒有个比喻：“对于我，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我说过好多次了，假如说：“对于我，睡不着的夜晚是很少有的。”那么读者基本无动于衷。一般情况下就一下子跳读过去。

可是，如果说：“对于我，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那么文章就活了起来，就产生了反应，就有了动感。这样，“我又不是聋子！”和“胖邮差”两者就成了我文章写法的范本。只要抓住这两个诀窍，就能写出相当不错的文章，大概

同时，由于村上故事的“自发性”，读村上作品时就像是故事“流过”身体，并不会感到想向读者灌输什么主题或者道理，因此并不会感到很累...只要感受故事本身就好了，这点和文字的轻快幽默相结合，让阅读村上的作品更多的是enjoy，而不是像很多晦涩难懂的经典名著：

......以《刺杀骑士团长》为例，有了画家“我”，画室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人出来进去。于是，各所不同的出场人物带来各所不同的遭际，将其写进故事，故事因之向前推进。一旦确定一开始出场的是什么人、发生的是什么事，那种自发性律动就无从产生。所以，最初反正只确定三个点，看能发生什么。接下去，每个要素又引来种种新的要素，在这当中热能就会自发地喷涌出来。长篇小说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持续发现那种自然发热情形的作业。正因如此，作家必须不屈不挠地静等一两年，直到能够确信这是可以动笔的确凿无误的一个点。

......啊！那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自《寻羊冒险记》以来几乎没有改变。我的小说常被说成是“被卷入型”。但长篇小说这东西，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都基本是“被卷入型”故事。尽管主人公是非常中立性的存在，不，正因为是中立性存在，才被故事的引力不断拉曳过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体验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事。而且读者理解主人公（讲述者）基本是个正经人。我觉得这很重要。认为这家伙绝不是个怪物，而是相应具有正常想法的普通家。

......比方有人占卜。说那些人原本具有某种特殊能力，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但在以此为职业而必须对来访者做出回答的时候，假如信息全然不从天而降，那就做不成买卖。若说这里有什么问题，就是那不再是自发性的。毕竟不可能总有雷电正好落下。这样一来，难免多少故弄玄虚。如此一来二去，相应的“营业”技巧就形成了。可是作为小说家，只要不设截稿期限，就能自发性地写或不写小说。是吧？可以自行控制“受雷”。我想这点可能是职业占卜师、巫师和小说家之间的根本差异。

......嗯，是那样的。那里的东西，虽然有时因为时间而改变形态，但根本上是同一东西。例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面的地铁站内“夜鬼”存在的地方，以及《寻羊冒险记》中北海道山庄羊男出现的地方。虽说形态千变万化，但其世界本体的构成和质感并无变化。那样的世界不断接纳主人公，或把主人公引诱进去。《奇鸟行状录》里面，主人公从井里穿墙进入那个世界。就是说，那地方也许是能够自己主动进入的。

有时候文字的轻快，以及以都市、jazz、酒吧为背景展开的故事，村上的作品被打上了文青和小资的符号...

村上作品核心的主题是个人与体制中“恶”的一面的对抗，如果说两部作品《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对个人与“恶”更多的是一种旁观性与感受性的，那么从第三部作品《寻羊冒险记》开始，对于“恶”的对抗性就开始显著，“恶”的形态也愈发显著。村上所言的体制，大致上是一个类似于“匣子”一样的，封闭性的、纯粹性、让思考扁平化的组织，这种体制无论以什么样的目的建立和存在，本身始终具有巨大的危险和“恶”的要素。

村上 交谈当中，一谈到宗教，他们的话语就没有延展性。所以么，我就一直就这个思考：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最后这样想道：我们是本能地把世界这个东西的结构作为Chinese Box（套匣）来把握的。

匣子里有匣子，那个匣子里还有匣子……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所把握的世界之外或者之内，大概还有另一个匣子——想必我们是潜在性这样理解的吧？这样的理解赋予我们的世界以阴影和深度。以音乐来说，就是给予泛音那样的东西。

但是，奥姆那些人尽管口头上说希求“另一个世界”，然而对他们来说，实际世界的构成方式则莫名其妙地是单一而平板的。有的地方延展性已经终止，有的地方只能以一个匣子看世界。

河合　有那样的感觉，一点儿不错。

比如奥姆真理教中的karma（业障）：

“......比如就算发生了什么糟糕事，也只是说：“啊，karma（业障）掉了。”全都欢天喜地。即使出错挨训，也认为这一来自己的污秽掉了（笑），顽固不化。对什么都苦恼不起来。所以教团的人不知不觉地看不起现世的人：啊，大家都这个那个苦恼不堪，只有自己超然物外，就是这样。”

“......与生俱来的才能啦家世啦，脑袋聪明的人再跌跌撞撞也还是聪明啦，跑得快的人即使跌倒也还是快啦什么的。而被称为弱者的人不管怎么挣扎都看不见天日。那种命运性的东西是有的吧？那样一来，我想岂不太不公平了？但读了麻原彰晃的书，上面解释说“一切都是karma（业障）”。一个人因为前生做了坏事，所以今生受如此苦难；相反，一个人正因为前生做了好事，今天才得以这么在好的环境下发挥才能。读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心想既然那样，那么只要改恶从善、积累功德即可。”

“......话虽这么说，但最后还是认为想这个归终是自己有污秽啦有业障什么的，这样不了了之。因此，就算有什么疑问冒出来，也还是把一切归结为自己有污秽。若反过来有好事，就认为这是托GURU的福。“

“......过激的修行当然有其相应的意义。但做到这么厉害的地步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内心不能不划个问号。但不可思议的是，实际被倒吊过的人至今仍相当执著地留在教团里。就是说，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差点儿折腾死，最后又对他说一句：“表现不错啊！”这样一来，大家就认为自己通过了加给自己的考验，GURU哟，谢谢谢谢！”

“......入教后一段时间一直散发传单来着。就是所谓“志愿活动”。把教团的传单折起来放进信”“箱，或在街头直接递交。星期天时常去支部做那种活动。这个很开心的。志愿活动做完后，到底有一种充实感：干得好啊！不知什么缘故，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有那样的体验。志愿活动即功德。积了功德，上升能量就会增加——奥姆时常这样说。”

——行之有效的体制啊！说再生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一切都在内部自行完结。”

在封闭的匣子中，烦恼会因这种逻辑链条的简单而少掉很多，

村上　所谓“进入匣子”，在宗教那里，就是“绝对皈依”吧？

河合　是的，绝对皈依。这个说舒心也舒心。看见这些人，就会对世界怀有疑问，觉得“这好像有些怪”，全都。而“有些怪”这个疑问，一旦进入匣子，就全部被解释得十分通透：“这是karma（业障）”。

村上　解释通透这点，对个人是很重要的。

河合　不错。不过么，全都解释通透的逻辑，那东西是绝对不成立的。让我们说来就是这样。可是，普通人喜欢解释通透的东西。

村上　是啊，大家都在寻求那样的东西。这不限于宗教，一般媒体也是那样。”

“不过，由于全力以赴，可以从中得到充实感。教团方面也巧妙利用了这一点。修行也是同样，还是把某种程度的程序完成了更能得到充实感。对奥姆来说，充实感是个诱饵。所以才提供剧烈的修行。修行越是剧烈，从中得到的充实感越大。”

正常情况下，人的平衡是通过情感、烦恼、立体性的思考而建立的：

所以么，和这些人说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年轻人多多少少都那么思考。为什么活着啦、做这种事也解决不了什么啦等等，这个那个认真思来想去。但那里有刚才说的那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有整体平衡感的启动，在那一过程中形成自己。可是，进入奥姆的人由于那个地方断裂了，就一下子直接去了那边。说可怜也的确够可怜的。

村上 总之，即使在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层面，恶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没有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纯粹”的空间，弄不好，就有可能误入鼓吹“纯粹”的偏执性宗教团体，甚至为排除“恶”之现世而像奥姆那样不惜诉诸暴力。而若以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善的名义追求“纯粹”而来个除恶务尽，甚至有可能导致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运动的发生，何况已经实际发生过。

河合　是的，那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满不在乎地杀人来着——战争。而且有人胡乱杀人并因此获得勋章。只要是进到匣子里干的，那也全部作为正确行为通行无阻。而且，如您说的，全都一起忽一下子进到匣子里干的，进到“好孩子”那个匣子里。那的确是万分危险的事，但只要心里明白，就无疑是好家伙。那类人应该具有某种——怎么说好于进入奥姆那样的地方的。

村上　的确，一般社会中，以“善的动机”进入公司的人基本没有。

河合　是以无动机进入的，统统（笑）。

村上　不过就奥姆来说，进入那里当时分明是有“善的动机”的。善的目的也有。

河合　况且是情愿抛弃现世利益进入的。

村上　这个嘛，我隐约心想，抛弃一切想必是相当畅快的吧？

河合　那个因人而异。哪怕再想抛弃也抛弃不了的人也是有的。也有人做出抛弃的样子却悄悄放在旁边。我这样子的恐怕就难免（笑）。

村上 不过交谈起来，都好像轻易出家的。说着说着，就突然说出“所以出家了”那样的话来。“且慢，所谓出家不是家人也好、工作也好、财产也好，要统统抛弃的吗？那不会是很不得了的事？”——我这么反问，但感觉上，对于多数人好像并不像从清水寺舞台上飞身跳下似的。

河合　细想之下，带着东西去那个世界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不是什么都要抛弃的嘛，所以出家和赴死是同一回事，好比去那个世界。所以说轻松也可以说是轻松，可以说是一身轻松。话虽这么说，毕竟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在抛弃东西的同时必须承受活在这个世上的苦难——二者密不可分。若不然，人大约是信赖不得的，我确实这么认为。因为纠葛那东西没有了，对吧？

村上　不过让他们说来，那种物欲性质的东西让人的烦恼膨胀开来，对人造成消耗。所以必须抛弃烦恼来纯化自己。

河合　啊，所以嘛，有烦恼而不消耗是不成其为宗教的。一旦抛弃烦恼，人就成佛了。

村上　抛弃烦恼并不是修行。

河合　嗯。那已经是佛，不是人的修炼。但我们不“不是神也不是佛，即使以为烦恼没有了也还是有的……亲鸾就是那样的吧？以为没有“了却还是有，自始至终。因为搞得彻底，所以亲鸾才到了那个地步。一开始就那个样子是无从谈起的，我想。所以，这里冒出的（奥姆那些）人，拥抱烦恼的力气是不够多的，遗憾。换个角度打上光照，可以说比我们凡人纯粹啦、善于思考啦什么的。可以说是可以说，但那到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些人统统去了天国倒还好，而只要作为人活在这个世上，我认为恐怕就几乎没有可能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为什么呢？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作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

而匣子中的纯粹性蕴含着极大程度的危险性：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

一九三一年“伪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舍下在日本唾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

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侧，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自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么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么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单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村上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除却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等社会犯罪事件这一性质不论，奥姆真理教大概就成了那些人不错的托盘。实际上现在的奥姆真理教也表示作为纯粹宗教团体开展活动。情况会怎么样呢？作为道理固然明白，但我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河合　所以说那本身是个不错的容器。但还是不可能永远作为不错的容器存在。如果成为那般纯粹的、以极端形式出现的团体，那么肯定发生问题。那般纯粹的东西紧紧集中在内侧，外侧如果没有杀也不足惜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没办法维持平衡。那样一来，如果不打到外面，里面就有可能发生非同小可的骚乱，组织因此从内侧崩溃。

村上　言之有理。和纳粹不能不挑起战争是同一原理。越膨胀，里面类似集约点的地方压力越大，而若不向外喷发，其本身就会爆掉。

河合　是那样的。无论如何都要攻击外面。麻原不是一直在说“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受到攻击”的吗？因为他不经常将恶置于外侧就维持不下去。

村上　美国啦共济会啦的阴谋说，也是因为这个。

河合　所以么，真正的组织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没有恶是不行的，在组织内部。这点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里面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恶。否则，势必为组织安稳而在外部制造恶。希特勒干的恰恰就是这个。

村上　是啊。

河合　所以完蛋了。奥姆也一样，以现在这个形式是长远不了的，我想。

村上　那就是您说的“危险性”吧？

河合　是那么回事。

村上　不过问起信徒来，仍然有人说不相信地铁沙林真是奥姆干的，“或许干了，但很难相信。”

河合　我想是真不相信。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不可能干那种坏事。问题是，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满满汇聚一堂，势必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不那样，组织就维持不了。

村上　那是一个圆球形集合体，虽然外侧是软的，但热量——刚才也说了——都集中在中心点。而外侧对此浑然不觉。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说：“我们过的是连一只蟑螂都不杀害的生活，怎么可能杀人？”

河合　那就是卓别林的《杀人狂时代》。那个见人就杀的家伙，看见毛毛虫却赶忙捡起来拿到花丛那里——虫子一条不杀，只杀人。人这东西到底是无可救药的生物啊！所以需要一种自觉：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对于我们的社会，当今最危险的，较之奥姆真理教本身，可能更是“奥姆性质的东西”。

村上的故事想要讲些什么东西呢

—— 确实，以单体看，常有短命的“恶”。常有，不会没有。

村上 是的，毕竟人基本上是在心间某个地方追求那种东西的。这也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善这个东西，理解起来咀嚼起来需要时间，觉得麻烦无聊的时候不算少。但是，“恶的故事”，总体上是被单纯化了的，直接诉诸人心的表层，剔除逻辑直截了当，容易接受。因而，使用污言秽语的恶劣演讲就比条条有理义正辞严的演讲更能迅速入耳。”

—— 迄今为止，您一直写相应的故事来对抗到处虚张声势的和被消费的口号式话语，对抗四下漫延的浅薄话语带来的危机感。不用说，想必往下也还要在小说中推进这样的作业。

我还没有写过纯粹意义上的“恶”，可能也不想写了。所以那是怎样一个东西，就没怎么认真思考过。不过眼下我视为最大的“恶”的，仍是体制（system）。

再说明确些，是国家啦社会啦制度啦这类刚性体制的“恶”。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体制都是“恶”、不是说体制抽离的东西全都是“恶”。无可避免地酿造、抽离那里边善的东西当然也有许多。

但是，一如所有东西都有影子，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恶”都纠缠不去。它既潜伏于教育体系，又藏身于宗教体系之中。那种“恶”实际正在伤害许许多多的人，有时甚至置人于死地。

我是铁杆个人主义者，对于那种体制的“恶”强烈怀有敏感的戒心。很想再写一写那种东西的形态。问题是写起来势必成为政治诉求，而这点我是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那不是我所期望的诉求。

村上 邪恶故事的一个典型，就是麻原彰晃捏造的故事。

—— 是的。

村上　把人诱入四面合围的场所，在那里边彻底洗脑。最后令其滥杀无辜。在那里发挥作用的，是以最恶形式出现的故事。而作家必须创作广为开放的故事，而不是封闭线路的恶意故事。向世界提议、提供的必须是能够相互接受相互给予那样的状况，而不是把人圈在里面榨取什么的东西。我为《天黑以后》取材当中这种想法非常强烈，刻骨铭心。心想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　开放的故事。

村上　若说那种故事的“善性”的根据是什么，总之就是历史的重量——几万年前人在洞穴中讲述下来的故事、神话，那类东西至今仍在我们身上承继下来。那是“善的故事”的土壤、基盘，成为健全的底蕴。我们必须予以信赖和信用。那是具有足以承受漫长时间的强度和重量的故事，同遥远往昔的洞穴深处一脉相承。”

——　您不认为神话和历史的重量本身正在失效吗？村上先生。它们所保证的善性本身……

村上　根本没有失去。

——　感觉上那还没有开始，是吧？

村上　或者莫如说，现实中一直延续至今，不间断地。故事的谱系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间断。据我所知，一次也不曾，哪怕一次。所以，可记得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华氏451》？雷·布拉德伯里原作。即使再焚书、再杀害作家、再把读书的人全部关进牢狱，即使再摧毁教育体系不教孩子识字，人也还是要躲在森林深处不断讲述故事，如果那是善的故事的话。

——　就算没有纸，而只要是善的故事也会延续。

村上　即使没有纸，人也要讲述下去。“脸书”啦高音喇叭啦的历史，连十年都谈不上。

——　将来变换怎样的形式持续多长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

村上　相比之下，故事大概“已经持续了四万年五万年之久。积淀全然不同。无需惧怕，故事”“不那么容易消亡。

——　在这个意义上，您相信“善的故事”的力量，那也的确巍然矗立在那里。

村上　嗯。我要继续大声把自己的故事讲述下去。如果方便，请来我的洞穴好了！火要烧得旺旺的，还有烤焦的野鼠肉什么的。”

村上给出了他的面对体制的态度：

老实说，我不能断言社会正在恶化。社会大约没有变得更好，但也没有变得太坏，仅仅是日复一日变换着混乱的状态，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说的粗暴点，社会原本就是恶劣的东西。可是不论如何恶劣，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却不得不在其中苟活下去——尽量诚实地，正直地。重要的真是毋宁在于这一点。 说得再深入些，我认为这里的外在混沌，不应当作他者和障碍加以排斥，而应是为我们内在混沌的反应接纳下来。其间的矛盾、庸俗、伪善和软弱，其实不正与我们内心暗藏的矛盾、庸俗、伪善和软弱相同吗？

就像跳进大海时，包围身体的海水与我们内部的体液在成分上彼此呼应…… 如此思考，我们的心情也许能多少轻松一点。我们皮肤的内侧（自己）与外侧（社会）也许能顺利开始通信。我们拥有的个人的故事也许就能成为连接两者的装置，获得必然性。或许就能从中生出有效的收支交流来，我们的观点就会复合化，我们采取的行为就会多层化。

包括在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和鼠的对话：

"关键在于我的懦弱。"鼠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懦弱你保准不能理解。"

"人都是懦弱的。"

"就泛论而言。"说着，鼠打了几个响指，"泛论罗列再多也无济于事。我现在跟你谈的是非常私人性质的。"

我默然。

"懦弱这东西要在体内变质腐烂，就像坏疽一样。早在十五六岁我就感觉到了这点，所以经常焦躁不安。自己体内确实有什么腐烂而本人又能持续感觉到——这个你明白吗？"

我裹着毛毯不做声。

"我想你是不明白的。"鼠继续道，"因为你没有这一面。总而言之，我就是懦弱。懦弱这玩艺儿跟遗传病是一码事。心里再明白也无法自行医治，又不可能碰巧消失，只能越来越糟。"

"对什么懦弱呢？"

"一切。道德上的懦弱，意识上的懦弱，以及存在本身的懦弱。"

我笑了，这回未能笑得自然。"不过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可是一点都不懦弱哟！"

"少来泛论，刚才也说了。当然人人都有懦弱之处，但真正的懦弱和真正的坚强都同样是少而又少的，你不晓得不断把人拖入黑暗的懦弱是怎么一个东西，而它就实实在在存在于这个世上。泛论不可能把一切都概括进去。"

我沉默不语。

"所以我才离开故城。我不想把更加狼狈的自己暴露在人前，包括你。一个人在陌生地方转悠起来，至少可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归根结底，"说到这里，鼠在黑幽幽的岑寂中沉默片刻，"归根结底，我未能逃出羊的阴影也是由于我的懦弱。我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即便你那时马上赶来我怕也只能束手就擒，即使决心下山也在所难免，我也肯定重返原处。懦弱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羊要得到你什么呢？"

"一切，统统在内。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我的懦弱、我的矛盾……这些对羊都顶中意不过。那家伙有很多很多触手，伸进我的耳穴我的鼻孔，像用吸管吮吸一样把我吸干。那情景一想不都叫人毛骨悚然？"

"代价呢？"

"我会成为一个与我不相称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当然羊并没有向我显示它的全部形体。我看见的终归只是极小一部分。尽管这样……"鼠沉默下来，"尽管这样，我还是被打翻在地，无可逃避。那无法用语言来诉说，正好比是个吞掉一切的壶，美丽得令人眩晕，邪恶得令人战栗，身体一旦陷入其中，就整个消失。意识也好价值观也好感情也好痛苦也好，全部无影无踪，近乎所有生命之源出现在宇宙某一点时的动感。"

"可你拒绝了？"

"是的。连同我的身体全都埋葬了。还差一项作业，做完就永远被埋葬掉。"

"还差一项？"

"还差一项。往下要请你来做。不过现在不谈这个。"

我们同时喝啤酒。身体逐渐暖和过来。

"血瘤那东西像鞭子似的吧？"我问，"羊用来驾驭宿主的鞭子？"

"正是。那东西一旦形成，就别想从羊那里逃开。"

"先生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疯了。肯定忍受不住那个壶里的风光。羊利用他筑造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为此羊才进入他体内。可以说他是个牺牲品。思想上他是零。"

"先生死后是要利用你来继承那个权力机构吧？"

"是的。"

"往下将发生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无政府观念王国。所有对立都在那里融为一体，我和羊就在其核心。"

"干吗拒绝？"

时间已经窒息。雪无声地落在窒息的时间上面。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鼠咽下话语，"说不清啊！"

我寻找词句，但找不到。兀自裹着毛毯凝视黑暗的深处。

"看来我们是用同样的材料制作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鼠说，"你相信世界会变好？"

"天晓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鼠笑了："也真是，要是存在泛论王国，你笃定能当那里的国王。"

"作为羊壳！"

"是作为羊壳。 "鼠一气喝干第3罐啤酒，空罐咣啷一声扔在地上，"你最好早些下山，趁着没给雪封住。不想在这地方过一冬吧？估计再有四五天就开始积雪，结冰的山路翻越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办？"

鼠在黑暗中无不开心地笑道："我已经没有什么以后了，只消一冬就消失不见。至于一冬长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得而知，反正一冬就是一冬。能见到你真叫人高兴。可以的话，真想在暖和些明亮些的地方相见……"

"杰向你问好。"

"也替我问候他。"

"她也见了。"

"如何？"

"挺精神的。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那么说还没结婚？"

"是啊。"我说，"想要问问你完了还是没完？"

"完了。"鼠说，"即便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没办法使它完，反正也是完了。我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借用你无疑十分喜欢的泛论来说，就是任何人的人生都毫无意义可言，是吧？"

"是的。"我说，"最后问两点。"

"一是关于羊男。"

"羊男那家伙不错。"

"我来这里时的羊男是你吧？"

鼠咯吱咯吱转动脖颈："不错。借了他的身体。你还真看出来了？"

"中途看出来的。"我说，"一开始不行。"

"老实说，你摔吉他时我吓了一跳。头一回看你发那么大火，再说那是我最先买的吉他，倒是便宜货。"

"对不起。"我道歉说，"只是想吓唬你把你引出来。"

"也罢。反正到明天什么都消失了。"鼠倒也干脆，"那么，另一点要问的是关于你女朋友的吧？"

"是的。"

鼠沉默良久，双手对搓，随后听得一声叹息，"可能的话，我本不想谈她，因为她是计算外的因素。"

"计算外的？"

"嗯。作为我原本打算开一个内部晚会，结果那孩子钻了进来。我们是不该把她裹进来的。你也知道，那孩子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引诱出来。可是她不该来这里，这里远远超出她力所能及的范围。"

"她怎么样了？"

"她不要紧的，精神着呢。"鼠说，"只是她恐怕再也不能吸引你了，我也觉得不忍。"

"为什么？"

"消失了，她身上的什么完全消失了。"

我沉默下来。

"你的心情我理解，"鼠继续道，"但那早早晚晚都是要消失的，就如某种东西已经从你我以及好些女孩身上消失掉一样。"

我点头。

"差不多我该走了。"鼠说，"不能呆得太久。肯定还会在哪里相见的。"

"是啊。"我说。

"可能的话，最好在明亮些的地方见，季节但愿是夏天。"鼠说，"最后一件事：明早9点把挂钟对好，把钟后面的软线接上，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9点半希望你离开这里下山。12点我们同一伙人在这里有个茶话会。好么？"

"就那样做。"

"能见到你真高兴。"

沉默一瞬间包裹了我们两人。

"再见！"鼠说。

"再见吧。"我说。

我照样裹着毛毯，闭目倾听。鼠带着单调的脚步声缓缓穿过房间，打开门，直要把人冻僵的冷气挤进房间。无风，水一般沉沉浸入的冷气。

鼠开门在门口伫立一会。他似乎静静看着什么，不是看外面景致，不是看房间内部，也不是看我，而是看完全另外的什么。感觉上就像在看球形门拉手或自己的鞋尖。之后"嚓"一声低音把门关上，一如关上时间之门。

剩下来唯有沉默。除了沉默什么也没剩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高墙与鸡蛋》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