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自由
萨特的自由
存在主义咖啡馆 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的，但他没有真实的存在：除却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这让我想起了齐泽克的不要“做自己”，these are fictions which already structure our reality. if you take away from our reality the symbolic fictions that regulate it, you lose reality itself.）如果我审视自己，似乎看到了大量稳固的特质，大量的个性特征、倾向、局限和过往伤痛的遗迹等等，全部将我指向一种特性时，我却忘记了所有这些都不能定义我。通过反转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萨特指出，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故我是自由的。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激进的自由让人紧张。认为自己根本上是自由的，就已经相当困难了；但萨特更进一步地说，除了我决定要成为的人，我真的什么都不是。要意识到我的自由程度，就是被抛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忧虑之中，或者说忧惧。这不是对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和自身的存在充满忧虑。萨特借用了克尔凯郭尔的眩晕意向：如果我从悬崖望下去时感到眩晕，这种眩晕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恶心的感觉，觉得我可能会情不自禁且莫名奇妙地跳下悬崖。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这种焦虑就会越严重。
理论上，如果有人把我牢牢地绑在悬崖边，我的眩晕感就会消失，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跳下去，因而便放松了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试着用类似的技巧来对付生活中的一般焦虑，那么一切似乎会变得容易得多。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都无法像真正的绳索那样牢牢绑住我。萨特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嗜赌成瘾的人，虽然他老早就下定决心不会让自己染上赌瘾，但如果这个人不巧在赌场附近，感到了诱惑的引力，他就得再次重申他的决心，而不能仅仅只是想一下最初的决定。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选择遵循某些总的方向，但我不能强迫自己始终坚守。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萨特举了一个闹钟的例子：闹钟响起，我乖乖下床，仿佛我无法自由地考虑自己是否真想起床，所以除了服从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近来的一些软件应用程序，其背后也是类似的想法，比如，它们可以在你想要工作时，屏蔽掉小猫小狗的视频，以防你不可救药地看下去。你可以将其设置为限制你在特定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或让你完全上不了网。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这类程序中最流行的一款名叫自由。
所有这些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我们很清楚，闹钟总是可以被重置，软件也可以被禁用，但我们会设置一些障碍，好让这一选项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如果不诉诸这样的手段，我们将不得不在每一刻都要应对自由的广阔无边，而这将让生活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才纠缠于各种微妙的方法中。萨特举了几个例子：”我今晚与皮埃尔有约。我一定不能忘了给西蒙回复。我没有权力向克劳德再隐瞒真相。”这样的短语暗示的是我们身不由己，但在萨特看来，它们是我的选择的投射。或者用他令人眩晕的措辞转换来说就是，它们是许多对抗痛苦的护轨。
为了展示这种假装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多么寻常，萨特描述了一个服务员——某个熟练、傲慢的巴黎服务员——在桌子之间穿梭往来，平衡地举着他的托盘，“通过胳膊和手的细微动作不断调整，把托盘放在了一个永远不稳定、永远不平衡的位置上”。作为一个人，他像我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自为”，但他行动时，就仿佛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制，正在出演一个预定角色或游戏。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们用不着看太久就能解释清楚：他在一家咖啡馆扮演做服务员。”他做得很高效，就像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神父布朗探案故事《奇怪的脚步声》中的那个窃贼一样，当绅士俱乐部里的成员在场时，他就像服务员一样穿梭来去，丝毫没有引起注意。一个扮演服务员的服务员，行动如此优雅，以至于效果就像是《恶心》中的拉格泰姆歌曲的一串音符：似乎是绝对必然的。他试图成为一件叫“服务员”的艺术品，但事实上，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自由、容易出错、充满了偶然性的人。就这样，在否定他的自由后，他进入了萨特所谓的mauvaise foi之中，也就是“自我欺骗”（bad faith）（我也是）。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这就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写过的，荒诞人懂得，迄今为止，与他紧密相连的自由公式建立在他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把他拴住了。如果他为自己的生活想像出一种目的，他就服从必须达到目的之要求，成为自身自由的奴隶。由此，做起事来，只会当仁不让，俨然是个家长，或工程师，或人民的领导，或邮电所的临时雇员。我相信可以选择做什么人而不做什么人。我无意识相信罢了，这倒是真的。但同时坚持我对周围人的信仰公式，对我的人文环境所做的公式：其他人那么确信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好情绪那么有感染力！尽管可以远远地躲开成见，道德的或社会的，但总会接受部分成见，对其中较出色的成见（成见有好有坏嘛），甚至让生活去适应。这样，荒诞人就明白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明确些说，如果我抱有希望，如果我为自己固有的真相担心，为存在或创造方式担心，总之，如果我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证明我承认生活有意义，那我就为自己创造了藩篱，从而把我的生活圈禁起来了。）
大多数自欺是无害的，但也造成更为阴险的后果。在1938年的短篇故事《一个领导者的童年》中，萨特考察了一个名叫吕西安的角色，他为自己立了一个反犹主义者的身份，目的是不想做一个无名小卒。所以，他听到别人说“吕西安不能忍受犹太人”，他就会很高兴。这给了他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这里，自欺从非实体中制造了一个实体。萨特在《犹太问题的反思》（Reflexions sur laquestion juive）中——1944年开始写，1946年出版，英译本名为 《为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反犹主义都源于自欺（这会是一个很难辩护的命题），但他用自欺概念，在此前人们从未将其并举的两件事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对自由的恐惧和责怪、妖魔化他人的倾向。
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倒不是说这类因素不重要。他承认，阶级和种族尤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强大的力量，而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将很快把性别因素添加到这个名单上。他的意思也不是说特权集团有权自以为是地向穷人和被压迫者宣 扬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必要。这是对萨特观点的荒唐误读，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更同情受压迫的一方。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对我而言——不自欺，就意味着不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不能说（再从萨特1945年的演讲中引用一些例子），“我不曾拥有过伟大的爱情和 伟大的友谊，但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配得上伟大爱情或友谊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我没有写出好书，那是因为我没空。”我们确实会经常说这种话；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在自欺。（我没空这个事实本身是我对自己的自由的否定，这是自我欺骗，我现在就可以结束我或者其他人的生命）
当然，这些全都不是在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或虚空中做选择。我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说是萨特所谓的“事实性” （facticity），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行动。没有它，我的自由只会是浮在半空中的某个人所拥有的那种无法令人满足的自由——或许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纵身一跃，却发现她自己漂流在零重力中，她的这一跳不算数。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约束地行动，当然也不意味着随意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那些能够使我们自由的事物——语境、意义、事实性、境遇、我们生活的大体方向——是定义我们并夺走我们自由的事物。但其实，只有依靠所有这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萨特把他的观点拉扯到了极端，坚称即便是战争、监禁或即将死亡，也不能带走我存在的自由。它们构成了我的“境遇”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和无法忍受的处境，但仍然为我接下来选择做什么，提供了仅有的一种背景。如果我要死了，那我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的斯多葛派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不过，斯多葛派面对可怕的事情时，养成了冷漠的态度，但萨特却认为，我们应该激昂地，甚至是疯狂地，参与到我们遭遇的事和我们可以实现的事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