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 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 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 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 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扬扬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 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 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 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 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 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 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英勇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像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 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 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 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 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 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 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
“不要紧，”他说，
“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在路上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感觉教育孩子们的时候比起教会他们什么东西，真正重要的是让他们体会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有切实的意义和乐趣的，把他们当人看。一个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远大意义的，就会得到一种快活的情感，有了这种愉快，就会充满精力，会热情地投入到他们上。红军替穷人打仗，相信也的确是在解放改造中国，有这种快活的气质，所以苏维埃的孩子们也相信这一点，所以精神极好，生气勃勃，努力学习，“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我想与其说不忘初心是不忘记最初的使命，更像是不忘记最初这种纯粹的情感。先有了这种感情，才会让自己确信这是自己的使命.. 就像今天的科研大部分都是流程化的东西了，但是初心就是仰望星空的好奇心.. 思考学习本身也应该有一种更快活更浪漫的情绪在里面。可怜的是今天中国的学校和社会很少把孩子们当作人看，家长和老师也一辈子没怎么体会过快活纯粹的情绪，只会告诉孩子们吃苦之后取得成功成为人上人这种东西，怎么能培养出一群自由的生机勃勃的人呢..
地球表面的影像停止了移动一个人仰起的面孔充满了画面，在微弱的光线里无法看清这张面孔的细部，只能看出他的眉骨和颧骨很高，嘴唇长而薄。镜头继续拉近这似乎已不可能再近的距离，一双深陷的眼睛充满了画面，黑暗中的瞳仁中有一些银色的光斑，那是映在其中的变形的星空。
图像定格，一声尖利的鸣叫响起，排险者告诉人们，预警系统报警了。
“为什么？”总工程师不解地问。
“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超过了预警阀值，已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到此为止，已在不同的地点观察到了十例这样的超限事件，符合报警条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前面说过，只有当有能力产生创世能级能量过程的文明出现时，预警系统才会报警。”
“你们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吗？”
人们面面相窥，一片茫然。
排险者露出那毫无特点的微笑说：“这很难理解吗？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看到人们仍不明白，他接着说：“比如地球生命，用了四十多亿年时间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但那一时刻距你们建成爱因斯坦赤道只有不到四十万年时间，而这一进程最关键的加速期只有不到五百年时间。如果说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是看到了一颗宝石，其后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
丁仪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要说也是这样，那个伟大的望星人！”
--- 朝闻道，刘慈欣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 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 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制可并没有完全成功——譬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就是如此。还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虽有严重的镇压，但是学生却仍开始把自己组织起来，有了政治上的准备。 但是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 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的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 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雷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冲而实行封 锁以后，中国就将不可能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看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要比国民觉的军队少十倍或二十倍，他们在裝备上也胜过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得到外界物资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它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它的力量？
“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 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 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 ——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 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却是无法动弹的。
几百年来，中 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 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 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 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 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 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 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 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 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 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 的武装。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役中就知道， 中国人同任何别国的人一样能打仗。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谈，问题完全是统帅部自己没有能力训练麾下的这种人材，赋与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我在这支军队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除了三十几头甘肃猎狗，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窜后跳，追逐偶然在远处出现的羚羊或野猪。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上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 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象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 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 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