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斜目而视》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废土时代，韦恩去拜访神秘的汤姆金斯，据说他可以把人传送到平行世界，在那里所有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不过费用是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交给他。韦恩犹豫不决，准备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回家后，他很快就陷入了幸福家庭日常生活的快乐和这个犹豫的小小烦恼之中，不过他几乎每天都发誓，以后一定找时间，去拜访汤姆金斯，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过总有些事情让他分神，比如陪伴太太去参加聚会，带儿子去航海，工作上的事情，使他没有时间做出决定，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总是想着，或早或迟，他总要去拜访汤姆金斯。时光飞逝，直至他在汤姆金斯的小屋子里醒来。汤姆金斯坐在他的旁边，亲切地问他：“你现在感觉如何？是否觉得已经获得了满足？”韦恩感到困惑，喃喃地答道：“是呀是呀，当然满足了。”于是向他支付了所有的财产（一把生锈的刀子，一个破旧的铁罐，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玩意），很快离开了。他穿过衰败的荒原，在天黑之前，回到了自己位于地下室的蜗居。

欲望的悖论 (paradox of desire) 也在于此：我们以为事情本身在不断地拖延，其实不断拖延这个行为，正是事情本身；我们以为自己在寻觅欲望，在犹豫不决，其实寻觅欲望和犹豫不决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欲望的实现。也就是说，欲望的实现并不在于它的完成和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在于欲望的循环运动。韦恩之所以“实现了他的欲望”，恰恰是因为他通过幻觉，使自己进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能够使他无限期地拖延，阻止自己充分满足欲望。也就是说，通过幻觉，他是自己进入不断地繁殖“匮乏” (lack) 的状态。而匮乏，却是欲望之为欲望的根本。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拉康的“焦虑” (anxiety) 概念所包含的特质。焦虑之所以为焦虑，并不是因为缺乏欲望的客体 - 成因。导致焦虑的，并非客体的匮乏。导致焦虑的，却是这样的危险：我们过于接近那个客体，并会因此失去匮乏本身。焦虑是由欲望的消失带来的。

《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那个抛弃中产阶级生活去过一个贫穷和疾病缠身的艺术家的生活真的有可能实现嘛？最终很可能会像《马耳他之鹰》中史培德讲的故事一样，

有人雇他去查找一个人的行踪，这个人突然放弃了固定的工作，抛弃了家人，彻底销声匿迹了。史培德无法找到他的踪迹。但若干年后，那人在另外一个城市现身了。他起了假名，过着与原来极其相似的生活。

不过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完全是两个事情，很多人会对它产生一些误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找个自我良好的理由，使自己能够忍受难看羞辱、痛苦的境界。而摆脱痛苦是叔本华最支持的，娜拉或者《半边天》里的刘小样感到自己生活被束缚，感到痛苦，渴望出走，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支持的事情，

就算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只要它的结局仍然悬而未决，只要还存在得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那我们就不要胆怯、犹豫，而应该努力抗争，正如我们只要还看到一小片蓝色的天空，我们就不应对天气感到绝望一样。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说：“就算世界倒塌了下来，一片的废墟也不会改变他的脸色”。别说生命中得到的各样好处，就算是整个生命，也不值得我们为它如此心惊胆颤：所以，他勇敢地生活，英勇地面对命运的打击。

摆脱痛苦是值得追求的，而就算是追求幸福追求新的生活，即使最后的生活可能极其相似，这对于我们认清事情，摆脱渴求而产生的痛苦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虽然即使齐泽克和叔本华说的很可能是真的，欲望是虚假的，“那些画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正是因为这些纯粹只是画像而已，它们并不是真实的”，我们也没法真正地抛弃掉欲望和幻象，没有了这些，生活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穿透这些幻象之后，可以让我们警惕对欲望的让步，不会去追逐一些危险的事情，嫖娼、滥交、吸毒、赌博。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我们可以安心的将欲望安置到一些更加温和、安全的事情上，游戏、Anime、或者我们的研究和career、发挥能力创造的乐趣。从这个角度来说，AV和黄油绝对不是单纯地满足人的性欲，篠田优老师的一些作品、Mirror、调皮主人俏女仆这些，是通过压抑的过程以及幻象的编织，去调动并满足人的欲望，前者是人类正常的生理需求，而后者如果没法从幻象中抽离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某种程度上精心制作的Vlog、宣传片、爱情小说也是这类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刻毕业的时候在东操，看着清华学校的宣传片，感觉和我四年的体验完全是两种情况。它们不是真实的，所以不必去为这些东西感到某种痛苦，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可能的危险的事情，继而可以心安理得地体会生活中有的幸福，把欲望和追求安置到一些更加温和有益的事情上，我想是这些讨论的积极意义。《当尼采哭泣》中的布雷尔最后是如何解脱的，是他在幻想中体验了一种他可能拥有的生活，他发现这个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一样，他之前以为自己是被妻子马蒂尔德所囚禁、被他的工作和教职所囚禁，所以无法体验一种全新的人生，而哪怕让他重头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这时就像一个痛苦的博士生一样，他觉得他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为老板打工，变成了马克思的被异化的人，所以每一天都觉得无比痛苦。而一旦体验过可能拥有的幻觉，才发现这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并不是那样。但是这种转变又不是对幻象的破灭而心安理得地被现在地生活所囚禁，而是发现自己实际上是自由的，妻子和工作不再是捆绑自己的东西，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护轨。虽然可能生活还是一样的，但是观念从被外界塑造成这样的生活，变成了自己依赖于自己的环境所主动选择的结果。自己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自己在外界的塑造下不得不产生的结果，而是自己依赖于外部的环境所自发选择的结果，从自欺走向了自由，从而度过了绝望，解决了自己的精神危机。这种想法也的确使我的精神更加健康了一些，手上的工作和文章，也好像更能让我觉得有意义了。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一定程度上自己写的这些内容，也塑造了自己本身。

《千年女优》中藤原千代子的一生是个非常典型的意象，1926年9月1日，藤原千代子呱呱坠地，水灵清秀的她16岁就被星探发掘，然而直到遇上一个画家，她救他于乱世中，藏于自家仓库内，他赠她一把钥匙，说这是开启秘密的关键，并承诺再与她重逢时带她去看北海道的雪。然而次日千代子放学归家时画家已经因为逃开追捕逃离远去。藤原千代子用了一生去追逐画家，最后才发现，这个画家早在当年就被警察杀掉了。然而弥留之际，千代子戴着呼吸机说到，“有没有找到他，已经不再重要。或许，我最喜欢的是不断追寻他的自己。”千代子清醒地知道画家可能早就死了这个事实，让这个电影要讲的事情又高了一个维度，它要讲的东西不再是爱情，而变成了今敏的自白，活着大概也是这样一件事，欲望是追逐不到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再做了。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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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爱整个人类越是深刻，我就越不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