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
我听着上古卷轴5的背景音乐，是在天际省还是在西伯利亚？我感到一种难得的平静... 需要一种爱的审美的生活..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都被带进牢房，并通宵上锁。我从院子里回到我们的牢房，总是心情沉重。这是一个狭长、低矮、沉闷的房间，几支蜡烛闪着昏暗的光线，有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现在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了十年。在木板通铺上有我的三块木板：这是我的全部地盘。我们一个房间大约就有三十个人睡在这样的通铺上。冬天牢房很早就上锁了；要等四个小时左右，大家才会入睡。在此之前——吵闹、喧哗、哄笑、叫骂、镣铐叮当、烟雾和烟子、剃光的脑袋、带烙印的脸、褴褛的衣衫，一切——都是对人的侮辱与凌虐……是呀，人的生命力真强！人是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想，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苦役犯在城堡里为公家干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劳动：完成工作量或混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就回牢房。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情绪看待劳动的。一个人不能献身于自己特有的工作，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心机，在监里是没法活的。何况所有这些见多识广、有过快乐的生活也眷恋生活的人，被强制在这里挤成一堆，被强制地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自愿地和睦而正常地在这里生活呢？
顺便说一下，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罪行。比如说，怎能想象，对有的走私犯来说，金钱、利润只起着次要作用，只占据着次要地位呢？然而事实上往往就是这样。走私犯的工作需要激情和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诗人。他不惜牺牲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耍花招、使诡计、谋求摆脱险境；有时甚至是靠着某种灵感行动。其激情之强烈堪比赌博。我在监狱里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却那么谦和、沉静、温顺，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竟会蹲监狱。他十分善良而随和，在入狱期间从未跟谁红过脸。而他却是因为走私活动而从西部边境来到这里的，他当然耐不住寂寞，开始夹带私酒。他多少次受到惩罚，又多么害怕树条的抽打啊！而且贩卖私酒给他带来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真正的生意人才能靠卖酒发财。而这个怪人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爱哭鼻子，多少次在受刑后发誓，决心不再干走私的勾当了。有时他能整整一个月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最后还是熬不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监狱里是不缺酒的。
总之，我踏入监狱的最初印象，是极其恶劣的；但尽管如此，——说来也怪！——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
如果说现在的苦役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劳动，那么就劳动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囚犯在制砖、松土、抹墙、盖房子；这种劳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事劳动的犯人有时甚至会着迷，只想干得更巧妙、更麻利、更出色。可要是强迫他，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不过，我是在冬季的十二月入狱的，对夏季的劳动还一无所知，而夏季劳动的艰苦五倍于冬季。一般地说，在我们的城堡里，冬季的公益性劳动不多。囚犯们的劳动是到额尔齐斯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各个车间干活，在公家的建筑物旁扒开暴风雪吹积的雪堆，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等等。冬季白天很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全都早早地回到牢房，要不是偶尔干些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做。但是干私活的犯人也许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便无所事事，在监狱的各个牢房里到处闲荡，吵架、互相搞阴谋诡计、挑起纠纷，要是偶尔有了点钱就酗酒；夜里聚赌，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群居。当然，别处也有群居生活；可是到监狱里来的某些人，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我相信，每个苦役犯都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下意识的。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比方说，有的囚犯不会手艺也不爱劳动（这样的人是有的），可是他很想搞到钱，又是个急性子，但愿能赶快发财。他有点儿启动的钱，于是决定贩酒卖：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勇敢的决定。干这种勾当可能要付出皮肉之苦作代价，而且货物和金钱会立即被完全没收。但酒贩子知难而上。起初他的钱不多，因此第一次他只能自己把酒带进监狱，当然，这样做买卖很有赚头。他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不落到管理人员手里，很快就能赚大钱了，只有到这时才能初具规模，名副其实地做生意：他成了老板、资本家，雇用了代理人和助手，他冒的风险小多了，赚的钱却越来越多。替他担风险的是他的那些助手。
不过我离题了。当然，酒有时也能顺利地带进来；于是老板收下带给他的盛酒的牛肠子，支付了货款，便开始算账。算下来，酒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因而为了增加利润，他再次把酒分开装，重新掺水，差不多要掺上一半水，这样准备妥当后，就等着买家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买家来了：这是一个囚犯，他像警戒线里的老犍牛一样苦干了几个月，积攒了一点钱，为的就是要在早已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喝光。这个日子早在它到来之前很久，就出现在这可怜的劳动者的梦里了，这个日子在他的梦里，也在他劳动时的幸福幻想中以其迷人的魅力使他在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撑。最后，东方露出朝霞；钱攒够了，没有被没收，也没有被偷走，于是他带着钱去找酒贩子。酒贩子起先尽可能拿纯酒给他，也就是只掺过两回水的酒；不过，瓶子里的酒越喝越少，便随时兑水补充喝掉的部分。喝一碗酒比在酒店里要多付五六倍的钱。可以想象，要喝多少碗这样的酒，要花掉多少酒钱，才能求得一醉啊！可是由于不习惯饮酒了，也由于早就在控制喝酒，囚犯很快就有了醉意，通常他会继续喝下去，直到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那时什么新鲜事儿都有：酒贩子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起初拿到他这里来的抵押品是新购置的私人物品，然后是一些破烂货，最后就是公家财物了。连最后的破烂都喝光以后，醉汉躺下睡觉了，第二天醒来，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徒劳地请求酒贩子让他再喝一口解解酒。他忧伤地忍受着沉痛的心情，当天就重新投入工作，又埋头苦干几个月，幻想着那逝去的幸福的尽情畅饮的日子，接着渐渐振作起来，等待着另一个同样的日子，这一天还远着呢，但它终究会自行到来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
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
这是我开始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从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我深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结论是：所有的非囚犯，不管是谁，从那些与囚犯们有直接关系的押送兵和卫兵，到所有与苦役犯生活多少打过交道的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囚犯抱有过于夸张的看法。他们仿佛随时都在不安地等待，囚犯会突然拿刀扑向他们中的某个人。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人是畏惧他们的，而这似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实对囚犯们来说，最好的长官往往正是那个不怕他们的长官。而且总的说来，尽管胆大妄为，囚犯们自己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时候才会特别愉快。这种信任甚至能博得他们的好感。
我们的牢房在上锁后突然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真正的寓所、家园的面貌。只有现在我才能看到囚犯们，我的那些难友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那些士官、卫兵和一般管理人员随时都可能来到监狱，因而所有蹲监狱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异样，仿佛没有完全安下心来，仿佛随时在等着有什么事发生，有些心绪不宁。但只要牢房一锁上，大家立刻安心地在各自的地方安顿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种手工活。牢房里突然亮堂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自己的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头做的。有的坐下缝制靴子，有的缝一件什么衣裳。牢房里恶臭的空气越来越刺鼻。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蹲在角落里围着铺开的地毯打牌。几乎每间牢房都有这么一个囚犯，他备有一俄尺长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沾满污垢的油乎乎的扑克牌。这一切统称为秘密赌场。赌场的主人向赌徒抽头，十五戈比一夜，他就靠这个赚钱。玩牌的通常是打“三张”、“小丘”等等。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以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赌博深夜才结束，有时会持续到天亮，直到牢房开门的那个瞬间。
我们的房间和监狱里所有的其他牢房一样，永远会有输光、喝光的赤贫者，或者干脆就是天生的赤贫者。我说的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说法。的确，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我发现，这样的人不仅民间有，而且一切社会、阶层、党派、杂志社、社团也都有。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间牢房、每座监狱，只要有人聚赌，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伺候。总之，聚赌没有仆役是不行的。通常是赌徒们打伙儿雇用他，一个通宵付给他五个银戈比，他的首要责任是通宵放哨。主要是有六七个小时要在黑暗中，在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挨冻，倾听每一种响动、每一个打铃声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教官或警卫队的士兵们有时深夜出现在监狱里，静悄悄地进来，当场把赌钱的、干活的逮个正着，还有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的尚未燃尽的蜡烛。至少当穿堂里往院子的门上猛然响起开锁声的时候，要想躲藏，吹灭蜡烛，躺到通铺上去，为时已晚。不过，由于此后秘密赌场会对放哨的仆役痛加惩处，所以这种疏忽的情况是非常罕有的。五个戈比的工钱当然是少得可笑，即使在监狱里也是如此。然而在监狱里，那些雇主在这种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严厉和冷酷总是使我感到震惊。“拿了钱，就要好好伺候！”这是不容反驳的论据。为了一文钱的付出，雇主会拿去一切可能拿到的好处，可能的话，就拿得更多，还自以为是施惠于人，该感谢他才对。浪子和醉汉挥金如土，而对自己的雇工却锱铢必较，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监狱里有，也不只是在赌场上有。
我已经说过，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某种工作：除了几个赌徒之外，完全无所事事的至多不过四五个人；他们马上就躺下睡了。我在木板通铺上的位置紧靠着门口。在另一边的通铺上，与我头对头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往往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在糊一个中国式的彩色灯笼，这是城里人向他定制的，价钱相当高。他做灯笼是一把好手，干起来有条有理、专心致志。等到工作结束，便收拾整齐，铺开自己的小床垫，向上帝祈祷后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看来他把品行和秩序发展到了拘泥细节、吹毛求疵的程度；显然，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一般地说，所有愚钝和狭隘的人都是这样。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不过记得在这第一天我曾对他的情况想了很多，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却进了监狱。以后我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提阿基姆·阿基梅奇。
他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坚定。他虔诚地祈祷；在穆斯林节日前的斋戒期间，像宗教狂一样严格持斋，整夜整夜地站着祷告。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正直。“努拉是一头雄狮，”囚犯们说；于是他有了雄狮的称号。他完全相信，服刑的一定期限结束后，就会放他回到高加索的家里，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憧憬。我觉得，失去这个憧憬他会死的。我在入狱的第一天就明显地注意到他了。在其他苦役犯的凶狠、阴沉的容貌之间，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充满善意和同情的脸。在我来到服苦役的地方的最初半个小时，他走过我身边时会拍拍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和善地笑笑。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俄语说得很差。此后不久他又向我走过来，笑着在我的肩头友好地捶了一下。后来又一再如此，而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猜到了，后来也了解到了，从他这方面来说，这是表示他对我的同情，因为他感觉到了，对监狱的了解使我的心情多么沉重，他想表达对我的友谊，鼓励我，表示他一定会保护我。善良而天真的努拉啊！
达吉斯坦的三个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过中年，但名叫阿列伊的第三个至多不过二十二岁，外表就显得更年轻了。他的铺位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他那英俊、开朗、聪明而又天真憨厚的面貌立即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多么高兴啊，命运让他而不是任何别人成为我的邻人。他的全部心灵都表现在他的漂亮，甚至可以说俊俏的脸上。他的微笑是那样充满信任，那样孩子般地纯朴；乌黑的大眼睛是那么柔和，那么亲切，看到他我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感到愁苦和忧伤顿时减轻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家乡他的长兄（他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在养马场）有一天吩咐他带上马刀一起骑马出去一趟。在山民的家庭里，对兄长是毕恭毕敬的，男孩子不仅不敢，而且也想不到要问一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兄长也认为不必告诉他。他们是去打劫，要拦路抢劫一个亚美尼亚富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杀光护送队，杀了那个亚美尼亚人，将他的货物洗劫一空。但案子被侦破：他们六个人全部落网，于是审讯、揭发、用刑，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的唯一恩典就是缩短刑期；他被流放四年。兄长们都很爱他，这与其说是兄弟之情，还不如说是一种父爱。他是他们在流放中的唯一安慰，他们通常都脸色阴沉、心情抑郁，看到他时却总是笑逐颜开，在和他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和他谈话，似乎还把他看作孩子，觉得同这样一个孩子没什么正事好谈），他们严峻的面容便舒展开了，于是我猜想，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玩笑话、近乎孩子气的话，至少他们老是在互使眼色，而在听到他的回答后，往往会和善地暗暗发笑。而他自己几乎不敢主动和他们交谈：他对兄长真是恭敬至极。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其漫长的苦役生活中怎么竟能保持这样温和的心情，这样恪守清清白白的正派作风，这样诚恳而富于同情心，不流于粗俗，不腐化堕落。不过，这是一种坚强而严谨的气质，尽管外表显得很柔弱。后来我才对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像清白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的任何丑恶、下流、卑劣或不公正的强暴行径都会在他漂亮的眼睛里燃起怒火，那双眼睛因此而变得更美了。但是他回避吵架和谩骂，不过他绝不是任人欺凌而不予惩罚的人，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他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大家都爱他、宠他。起初他对我只是以礼相待。渐渐地我开始和他闲谈；几个月他就学会讲一口漂亮的俄语了，这是他两个哥哥在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所没有做到的。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谦虚而有礼貌，甚至很有推理能力。总之，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认为阿列伊绝非平庸之辈，回忆起来，我和他的相逢是我生平最美好的际遇之一。有些人天生就有那么优越的气质，那么有天赋，您会觉得，甚至关于他们以后会变坏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您对他们总是感到很放心。我对阿列伊到现在也是完全放心的。如今他在哪里呢？
有一回，那已经是我入狱的很久以后了，我躺在通铺上想着沉痛的心事。一向勤快而爱劳动的阿列伊此刻却闲着没事，尽管睡觉还太早。不过这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穆斯林的节日，所以是不干活的。他把双手放在脑后躺着，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怎么样，你现在心情很沉重吧？”
我好奇地打量他，对阿列伊的这个急促而率直的问题感到奇怪，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总是严于律己，总是善解人意。不过仔细一看，我就在他的脸上看出了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痛楚，立即发现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我对他讲了我的猜想。他叹息一声，忧伤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总是温柔而发自内心的微笑。此外，他一笑便会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其洁白晶莹之美，使绝世美人也会心怀忌妒。
“怎么了，阿列伊，你刚才大概在想，你们的家乡达吉斯坦在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吧？那里大概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是的，”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道，两眼神采奕奕。“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些呢？”
“那还能不知道！怎么，那里胜过这里？”
“噢！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现在你们的家乡想必百花争艳，像乐园一样！……”
“嗬，你就别说了。”他非常激动。
“听我说，阿列伊，你有妹妹吗？”
“有，怎么？”
“她想必是个小美人，要是她像你的话。”
“说什么像我呀！她是绝色美人啊，整个达吉斯坦没有更好看的了。啊，我的妹妹多美呀！你是没有见过啊！我的妈妈也是美女。”
“妈妈爱你吗？”
“唉！你说什么呢！她呀，现在想必为我伤心死了。我是她钟爱的儿子。她爱我胜于爱妹妹，胜于爱所有的人……她今天给我托梦了，在我身边哭泣。”
他沉默了，这天晚上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从此以后他时常想跟我聊聊，但出于敬意从来不首先开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会这样尊敬。可是只要我找他闲谈，他就非常乐意。我向他问到高加索，问起他从前的生活。兄长都不妨碍他和我交谈，甚至还很高兴。他们看到我越来越喜欢阿列伊，对我也更加亲切了。
阿列伊在劳动中帮助我，在牢房里尽力为我效劳，显然，他很高兴多少能改善我的处境，让我感到满意，而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点儿低三下四或谋求私利的意味，而是出于温暖的友情，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我的友好的情意了。顺便说一下，他有很强的手工操作能力；学会了一手很像样的裁缝、制靴的手艺，后来还学会了一些木工活。几个哥哥都夸他，为他感到骄傲。
“听着，阿列伊，”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用俄语看书写字呢？你知道吗，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是很有用处的。”
“很想学啊。可是跟谁学呢？”
“这里有文化的人还少吗！要不要我来教你？”
“啊，你来教我吧，求你啦！”他甚至在铺上欠起身来，双手交叠在胸前望着我央求道。
我们从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我有一本《新约》的俄译本——监狱是不会查禁这本书的。没有识字课本，只有这本书，阿列伊在几周之内就学会了流畅地阅读。大约过了三个月，他已经完全看得懂书面语了。他满腔热情地醉心于学习。
有一天我和他读完了“山上宝训”。我发现，其中的一些地方他读起来特别富于感情。
我问他喜欢所读的内容否。
他很快地抬头看了看我，脸上泛起了红晕。
“啊，喜欢！”他答道，“是的，耶稣是神圣的先知，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讲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哪些话呢？”
“就是他说的：要饶恕，要爱，不要欺辱而要爱你的仇敌。啊，他讲得多好啊！”
他回到在听我们谈话的兄长们身边，热心地对他们讲着什么。他们彼此严肃地交谈了好久，并且微微晃动脑袋表示赞同。然后带着郑重的赏识的微笑，即纯粹穆斯林的微笑（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微笑，喜欢的恰恰是微笑所透露的郑重的态度）转向我，肯定耶稣是神圣的先知，他实现了伟大的奇迹；他用土捏成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起来……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深信，颂扬耶稣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阿列伊太幸福了，因为他的两个哥哥终于决定并且愿意让我感受到这种无上的快慰了。
我们在书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顺利。阿列伊搞来纸（他不让我花自己的钱买纸）、笔、墨水，不过两个月就学会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哥哥们大为惊讶。他们的自豪和得意是没有止境的，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才好。要是我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就抢着来帮助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荣幸。至于阿列伊就更不必说了。他也许就像爱兄长一样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样走出监狱的，他把我带到牢房外面，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哭了。以前他从来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哭过。“你为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他说，“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做不到的：你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人，上帝会报答你的，而我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如今你在哪里呀，我的善良的，亲爱、亲爱的阿列伊！……
有些事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评判的。我只说一点：精神上的痛苦比任何肉体的磨难更难以忍受。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要学会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这是从水中捞出来丢弃在沙地上的一条鱼……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实情……哪怕问题仅仅涉及他不得不放弃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我入狱的三天之后被派出去干活了。这干活的第一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不过这一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很不平常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到我所遭遇的一切本来就是不平常的。然而这也是最初的印象之一，而我还在继续贪婪地审视一切。这最初的三天我是在极其苦恼的心绪中度过的。“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但这是后话，眼前我周围的一切是充满敌意的，因而是可怕的……不过并不是一切，不言而喻，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我的服苦役的新难友们打量我的那种强烈的好奇，他们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阶层里的贵族出身的新囚犯的分外严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几乎会变成敌视，——这一切使我太苦恼了，以致我但愿快点儿去干活，以便尽快把我的全部苦难都了解并体验一遍，开始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和所有的人一样走上生活的常轨。不言而喻，我当时对那些就在自己鼻子底下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和料想到：我还不善于在敌意中辨别可喜的方面。不过，甚至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了几位和蔼可亲的难友，当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我最和蔼可亲的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余那些脸色阴沉、怀有敌意的几个苦役犯之中，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几个和善而愉快的人。“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他们。这些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而且几乎在任何人面前都泯灭自己的个性，而在共同活动中所扮演的甚至不是二流角色，而只是三流角色。苏希洛夫是很可怜的人，他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甚至被打得蔫了，不过在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其实他天生就是个蔫头耷脑的人。我不知怎么总是可怜他。哪怕看他一眼，怜悯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为什么可怜他呢——我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和他谈谈也不行；他也不善于交谈，看来谈话让他很费劲，你要是为了结束谈话，叫他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跑跑腿，只有这时他才会活跃起来。最后，我甚至确信，我这样做使他得到了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
钱嘛，我已经说过了，在监狱里是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此外，我要再说一遍，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是由于苦闷，有些人是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反正是要“换个结局”（行话）。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那么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爱惜钱，虽然乍一看会有这样的错觉。囚犯的贪财到了浑身痉挛、神志不清的程度，假如在饮酒作乐时，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而囚犯们都是大幻想家。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讲，不过话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不知别人信不信，我见到过一些被流放二十五年的犯人，他们竟非常平静地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等一等吧，上帝保佑，服刑期满，那时就能……”在这里“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仅仅表示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而挥金如土已经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了。无论什么样的烙印、镣铐、可恨的立柱围墙把他和世界隔开，使他像野兽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与世隔绝，他照样能搞到酒，也就是严加禁止的享乐，照样能享用麝香草莓，甚至有时还（并非总能做到）收买那些最接近的管理人员、残疾军人甚至中士，让他们对他违法乱纪的行径视而不见；除了做交易之外，甚至还敢戏弄他们，而囚犯是最爱戏弄人的，换句话说，最爱在难友面前显摆自己，哪怕暂时地让自己相信，他拥有的自由和权力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总之，他可以纵酒、闹事，可以肆意欺凌一个人，以此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敢作敢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相信，他这个可怜虫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顺便说一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囚犯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喜欢胡闹、浮夸、可笑而又极端幼稚地，哪怕是捕风捉影地自吹自擂。最后，在这纵酒胡闹中自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一切毕竟有点儿生活的幻象、遥远的自由的幻象啊。而你为了自由有什么是不愿献出的呢？一位百万富翁在绞索勒紧他的脖子的时候，难道他不愿献出百万家私，换取猛吸一口气的机会？
有时管理人员感到诧异，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堪称表率，甚至因为品行端正当上了十人组工头，突然却仿佛有鬼附体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看着他就令人诧异。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还要考虑到一点，囚犯个性的几乎任何自发的表现都被视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觉得，表现得强烈与否无所谓的。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所以要想方设法，千万不要弄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能安心一些。
不错；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一小时后来了一名军官助理。平静地听完囚犯们的诉说，他宣布工作量是再拔出四根连根材，但不能折断，一定要完好无损，此外他划出驳船的很大一部分要拆除，干完就可以回去。工作量很大，可是我的天，他们干得多欢哪！懒散不见了，困惑不见了！斧头叮咚作响，开始拧下大木钉。其余的人把几根粗木杠塞在下面，二十只手同时压在木杠上，利落而熟练地撬起了连根材，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这些连根材全都完好无损地撬了下来。事情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突然变得特别聪明了。不讲废话，没有叫骂的声音，人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站在哪里，该出个什么主意。正好在击鼓收工前的半个小时完成了工作定量，于是囚犯们回去了，很疲倦，但心满意足，虽然只比指定的时间提前了那么半个小时。
我从狱中生活的第一天起就梦想自由。我心爱的活动就是运用千百种方法来计算，我的狱中生活到哪年哪月才是尽头。我甚至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深信任何一个被限期剥夺自由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苦役犯们是否像我这样想、像我这样计算，然而他们所抱有的期望是惊人地轻率，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惊讶。被剥夺自由的囚徒的期望，其性质完全不同于生活方式正常的人。当然，自由的人也有期望（例如期望改变命运、完成某项任务），但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完全吸引着他。囚徒是不同的。姑且假定，这也是一种生活——服苦役的囚徒生活；但一个被流放一定期限的苦役犯，不论他是谁，本能地就绝不会把自己的遭遇看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某种实际的、稳定的东西。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到，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倒像是一个匆匆过客。在他看来，二十年仿佛只是两年，完全相信他在五十五岁出狱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仍然是三十五岁的年轻汉子。“好日子还在前头呢！”他这样想，并顽强地驱散一切怀疑和令人懊丧的想法。甚至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终身流放的犯人有时也在期盼着，说不定马上就会从彼得堡发来一道特许令：“改判流放至涅尔琴斯克的矿场服苦役，并规定刑期。”那就太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要走半年，与大伙儿结伴同行比蹲监狱可就好多啦！以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到那时……要知道，有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这样期盼着呢！
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用锁链锁在墙边的犯人。身上拖着大约有一俄丈长的铁链；他在这里有一张单人铺。他被锁在这里是因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要坐五年牢，也有坐十年的。大多是强盗。我只见到其中的一个似乎出身权贵；曾在某地任公职。他语气温和，发咝音时有点儿卷舌；笑意盈盈。他让我们看他的铁链，演示怎样才能在铺上躺得舒服一些。果然，他想必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全都举止温顺，好像很满意。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坐满自己的刑期。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时他们就能走出低矮的石拱下的闷人潮湿的牢房，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走一走……仅此而已。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放出监狱了。他们自己知道，解除铁链以后，将永远被关押在监狱里，直至老死，而且还要戴着镣铐。他们是知道这些的，然而还是强烈地渴望尽快熬过这戴着铁链的刑期。要知道，倘若没有这个盼头，谁能这样戴着铁链熬过五年或六年而不死去或发疯呢？还会有谁肯这样坐牢呢？
我感到劳动能拯救我，能增强我的健康和体质。经常的焦虑不安、精神上的刺激、牢房里污浊的空气会彻底毁了我。“多到户外去，每天劳累，习惯于干重活——我至少可以自救，”我想，“我要坚强起来，要健康、精神振奋、强健而不显老态地走出监狱。”我没有错，劳动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我惊恐地看着我的一位难友（贵族出身），他在监狱里像蜡烛一样渐渐熄灭。他是和我同时入狱的，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出狱时却几乎完全垮了，头发白了，失去了双腿，奄奄一息。“不，”我看着他在想，“我要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可我却因为热爱劳动而首先受到苦役犯们的奚落，此后很久他们一直蔑视我，嘲笑我，使我很受伤。但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总是精神抖擞地出去干活，比如说去煅烧和捣碎石膏，——我最初接触的工种之一。这活儿比较轻松。工程方面的长官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贵族们的劳动，不过这并不是照顾，只是要做到公正。对一个力气小一半而又从来不劳动的人，要求他达到给真正的劳动者规定的工作量，这是令人费解的。不过这种“娇惯”并不总是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一旁有人在严格地监视着。往往不得不干一些重活，这时与其他劳动者相比，贵族当然会觉得双倍地沉重。派去弄石膏的通常是三四个年老体弱的人，不言而喻，我们也在其中；此外还临时派来一个真正内行的工人。好几年里来上班的总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一个严峻、黝黑、瘦削的人，上了年纪了，孤僻而有洁癖。他是很看不起我们的。不过他不爱说话，甚至懒得抱怨我们。煅烧和捣碎石膏的板棚也在荒凉而陡峭的河岸上。冬季，尤其是在阴天，看着河流和远远的对岸深感寂寞。荒凉而僻静的景色勾起揪心的愁绪。不过，每当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上空艳阳高照的时候，心情仿佛更是沉重。恨不得马上往草原深处飞去，这片草原从对岸向南方延伸，恰似一幅绵延千里的洁白的桌布。阿尔马佐夫通常是严肃地默默开始工作；我们仿佛感到羞愧，因为不能真正地对他有所帮助，而他故意独自操作，故意不要求我们插手，似乎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犯有过错似的，并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歉疚。而全部工作不过是要把炉子生起来，煅烧堆放在炉子里的石膏，而石膏往往就是我们给他搬来的。第二天，等石膏完全煅烧好了，就从炉子里把它卸下来。我们每个人拿来一把沉重的木槌，给自己装满一木箱石膏，便动手将石膏捣碎。这活儿太有趣了。脆性的石膏易碎，很快化为亮闪闪的白色粉末，那么方便，那么轻易地变成了碎屑。我们挥动大木槌，于是响起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噼啪声。我们终于累了，同时又觉得很轻松：两颊泛起红晕，血液循环加快了。这时阿尔马佐夫也开始宽厚地望着我们了，仿佛在望着年幼的孩子们；他宽厚地抽几口自己的小烟斗，而在他有必要说话的时候，毕竟还是会抱怨几句。不过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其实他看来是个好人。
关于果敢的人很难说清楚；在监狱里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果敢的人是很少的。从外表看，也许就是可怕的人吧；考虑到人们对某个人的描述，你甚至会躲开他。起初，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甚至使我回避这些人。后来我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人并没有杀过人，却比一个身负六条命案而入狱的人更加可怕。对有些罪行甚至很难形成最初步的概念：这些犯罪行为有太多奇怪的地方。因此我才说，在我国的普通民众之中，有些凶杀案的发生，是由于令人非常讶异的原因。例如，有这样一种杀人凶手，而且是很常见的：这个人平静而温顺地生活着。命途多舛，他默默地忍受。姑且假定，这是一个农民、家仆、小市民或士兵。他有什么事突然搞砸了；一时失控，一刀捅了自己的仇敌和压迫者。从此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突然失去了分寸感。他杀死的第一个人是压迫者、仇敌；虽然这也是犯罪，然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事出有因；可是后来他连并非仇敌的人也杀，遇到随便什么人都杀，为取乐、为一句粗话、为一个眼神、为凑成双数而杀人，或者干脆：“从路上滚开，别让我碰到，我来了！”他仿佛喝醉了，仿佛在说胡话。仿佛一旦越过他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自我欣赏，在他的心目中已无神圣可言了；仿佛在撺掇他一下子越过一切法度和权威，享受放荡不羁的无限的自由，享受那种由于恐惧而心跳停止的感觉，他是不可能不对自己怀有这样的恐惧的。而且他也知道，可怕的极刑在等着他。这一切也许很像如下的心情，一个人从高塔上缓缓地走向脚下的深谷，这样终究会恨不得头朝下纵身一跃：快些吧，一了百了！这一切甚至会发生在向来极其温顺而平常的人身上。其中有些人在这种醉意蒙眬之中甚至会炫耀自己。他从前越是窝囊，现在就越是强烈地想炫耀一番，使人恐惧。他欣赏这种恐惧，喜欢他在别人身上所激起的厌恶感。他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而这个“无所畏惧”的人有时自己在盼着惩罚快些到来，盼着被人干掉，因为他自己终于觉得，这假装的无所畏惧是不可承受之重。奇怪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模作样会一直持续到走上断头台，然后突然中断：仿佛这确实就是正式的期限，是由一定规则预先确定的。这时他突然屈服了，畏缩了，变成了窝囊废。在断头台上痛哭流涕，请求人们的宽恕。他进了监狱，再看看他吧：那么一个淌口水、流鼻涕、甚至吓得发呆的人，不禁感到惊讶：“难道这就是那个身负五六条命案的杀人凶手？”
何况一般而论，对下级的任何高高在上的侮慢、挑剔都会激怒他们。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只要囚犯们伙食好、待遇好，一切都依法办理就行了。这也是一种误解。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哪怕是本能地、下意识地，但毕竟需要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囚犯自己知道他是囚犯，为人所不齿，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然而任何烙印、任何镣铐都不能使他忘记他是一个人。既然他是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要拿他当人待。我的上帝啊！人道的态度是能够使一个人恢复人的本性的，即使上帝的形象在他身上早已黯然失色。对这样的“不幸的人们”就最要拿他们当人待。这是他们的慰藉和快乐。我遇到过几位这样的善良而高尚的指挥官。我见到过他们对那些卑微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几句亲切的话语，——那些囚犯就仿佛在精神上复活了。他们像孩子一样快乐，也像孩子一样开始爱别人了。我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囚犯们不喜欢对自己太亲昵、太过于和善的长官。他很想敬仰长官，而这时不知怎么，他却不再敬仰他了。囚犯喜欢看到他的长官，比如说，佩戴勋章、仪表堂堂、得到某位高级首长的赏识；希望他严格、端庄、公正，也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囚犯们更喜欢这样的长官，就是说，既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也不让他们受委屈，因而一切都高尚而又得体。
有些人忙乱而行色匆匆地来去奔走，仅仅是因为别人也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尽管有些人，比方说，是在哪里也搞不到钱的，可是看上去好像他们也能从某人手里拿到钱似的。
最后，谁又知道呢，在迎来这样的日子的时候，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心里会掀起多少回忆的涟漪啊！伟大的节日从童年起就鲜明地铭刻在平民百姓的记忆里。这是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中得到休息的日子、全家团聚的日子啊。而在监狱里却会满怀痛苦和忧伤的心情回忆往日的情景。对庄严的节日的敬意，甚至会在囚犯们身上转化为某种外在的表现；闲逛的人不多；所有的人都很严肃，仿佛在忙于什么事情，尽管很多人几乎什么事也没有。而且那些在闲逛的游手好闲的人也竭力保持着某种内心的庄重……玩笑仿佛被禁止了。总之，情绪达到了一种求全责备、偏执易怒的程度，要是有人哪怕是无意中破坏了这种普遍的氛围，他就会遭到围攻，受到申斥和责骂，人们仿佛是因为他对这个节日的不敬而在生他的气。囚犯们的这种心情是值得注意，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与生俱来的崇敬之外，囚犯还下意识地感悟到，他通过对节日的这种维护而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因而他并不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不可救药的浪子，在监狱里也和在社会上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以理解的。
已到暮色苍茫的时候。在饮酒狂欢之中沉重地透露出忧伤、郁闷和昏昏沉沉的醉意。一个在一小时前欢笑的人，已经由于饮酒过量而在那里放声大哭。另一些人已经打了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在牢房里晃来晃去、惹是生非。酒后不爱惹事的那些人，在徒劳地寻找朋友，要在他们面前倾诉衷肠、含泪发泄他酒后内心的苦涩。这些可怜的人们本想尽情作乐，愉快地度过这个伟大的节日——可是天哪！差不多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都是多么痛苦而悲伤的日子啊！每一个人在送别这一天的时候，都仿佛有一种大失所望的心情。彼得罗夫又到我这里来了两次。这一天他喝的酒很少，几乎毫无醉意。然而他到最后一刻还在期待着某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种非同寻常的喜气洋洋、欢天喜地的事情。这一点尽管他嘴上不说，从他的眼神里却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往来于各个牢房之间。可是，除了酗酒，除了醉汉的无理取闹和醉意蒙眬的酒徒之外，没有发生也没有碰到过任何特别的事情。西罗特金也穿着崭新的红衬衫在各个牢房游荡，又漂亮又整洁，也是安详而天真地仿佛有所期待。牢房里渐渐地变得丑恶而令人厌烦了。当然，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却满怀忧伤，怜悯他们所有的人，置身于他们之间我感到窒息、沉痛。
期盼了很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是平常的日子，又要出去干活了……
迄今哑剧的进行是完美无缺的，手势是正确的，无可指责。望着这些即兴创作的演员们，甚至令人惊讶，不禁会想：在我们俄罗斯，有多少才能和天赋在奴役和苦难的命运中被毁灭殆尽！
散场时我们都很愉快，很满意，对演员赞不绝口，向士官表示感谢。听不到吵闹声。大家都异乎寻常地感到满意，甚至仿佛很幸福，几乎是酣然入睡，与平时完全不同，——不禁会问，怎么会这样呢？然而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真实的，是事实。只要稍微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像人一样娱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能不像犯人那样度过——人的精神就起了变化，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改变……此刻已是深夜。我偶然浑身一颤，醒了过来：老人还在火炉上祈祷，而且会祈祷到黎明；阿列伊安静地睡在我身边。我想起他临睡前还在笑，与弟兄们谈论演出，于是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那安静的孩子气的面庞。我渐渐地回忆起了一切：最后一天、节日、这整整的一个月……我惊恐地抬起头来，在监狱六支蜡烛的抖动、微弱的烛光下扫视着我的睡梦中的难友们。我看着他们苍白的脸、他们破旧的被子、这十足的潦倒和赤贫，——我凝目注视——仿佛我想认定这不是噩梦的延续，而是实情。而这是实情啊：有人在呻吟；有人艰难地伸开手臂，发出了铁链的叮当声。还有一个人在睡梦中浑身一颤，说起了梦话，而老爷爷在火炉上为所有的“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祈祷，听得到他那有节奏的、安详的、悠长的声音：“我主耶稣基督，保佑我们吧！……”
“我毕竟不是一辈子在这里，不过就是那么几年！……”我想，又把头垂落在枕头上。
问题在于，斯梅卡洛夫善于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自己人，而这是一种重要的才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它。说来也怪：其中的有些人简直就是坏人，然而有时却能赢得很大的好感。他们对管辖下的人们不厌恶、不嫌弃，——我觉得，这就是原因之所在！在他们之中看不到娇生惯养的少爷，感觉不到老爷习气，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通百姓的特别的气息，天哪，民众对这种气息是多么敏感哪！为了它，他们甘愿付出一切！他们甚至宁愿不要心地善良的人，而要非常严厉的人，如果他有他们自己的那种下等人的气息的话。如果有这种气息的人，又确实心地善良——哪怕是自以为善良的人，那会怎样呢？他就是无价之宝！斯梅卡洛夫中尉，我已经说过，有时对犯人的惩罚是很重的，但是他却善于不仅不引起犯人对他的恶感，甚至恰恰相反，如今我在这里，一切已成往事，人们甚至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笑着回忆他抽打犯人时的小花招。
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在不久的过去有这样一些绅士，抽自己的牺牲品一顿鞭子，会给他们带来某种与德·萨德侯爵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相似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感觉足以使这些绅士为之屏息凝神，甜蜜的快感和痛楚兼而有之。有些人就像嗜血的猛虎。人一旦尝试了对他人——而这个人与他是同样的人，也是上帝的造物，按基督的教义人和人是兄弟——的肉体、鲜血和精神的这种权力、这种全权的主宰；人尝试了以极具侮辱性的形式凌辱另一个同样具有上帝形象的生物的权力和无限可能性，那么他就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支配自己情感的能力。施暴是一种习惯；它天然地能发展，终于会发展成一种病态。我坚信，最优秀的人也可能由于习惯而粗野、愚钝到兽类的水平。鲜血和权力使人陶醉：粗野和腐化会得到发展，极其反常的现象也渐渐地为理智和感情所接受，乃至甘之如饴。暴君心中的人性、公民性彻底毁灭，对他来说，回归人的尊严，回归忏悔和新生几乎已无可能。此外，比如说，这种专横有可能感染整个社会，因为权力是有诱惑力的。社会冷漠地看待这种现象，说明它已经彻底地被感染了。总之，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施加肉体惩罚，这是社会的弊端之一，是消灭公民意识在社会中的任何萌芽、任何尝试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社会必然地、不可抗拒地日益腐化的充分理由。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讲故事，或者不如说在这种闲聊中度过我们寂寞的时光。天哪，那是多么寂寞啊！漫长、烦闷的日子，日复一日都一模一样。哪怕有本书也好啊！实际上，尤其是在初期，我时常上军医院，有时是看病，有时干脆就是去躺一躺；可以离开监狱。在那里很痛苦，比在这里更痛苦，是在精神上更痛苦。对我们这些贵族的恶意、敌视、谩骂、忌妒、无休止的挑剔，那些充满恶意和威胁的脸色！在军医院里大家比较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一天里最忧伤的时候是在傍晚的烛光下和入夜时分。早早就安排就寝了。远处，在门边，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闪着一个亮点，而我们这一头隐在半暗之中。空气变得恶浊而憋闷。有的人无法入睡，起身在床上坐上一个半小时，垂下戴着睡帽的头，若有所思。你会整个小时地看着他，竭力揣测他在想些什么，这样好歹也能消磨时间。要不，你会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描绘壮阔而光明的画卷；你回忆起这样一些细节，是别的时候想不起来的，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触。要不，你会猜想未来：怎样走出监狱？到何处去？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今生还能不能回归故里？你想啊想，于是心里萌生了渺茫的希望……要不，你干脆开始默念数字：一、二、三……想在默念中入睡。我有时数到三千也睡不着。听，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在咳嗽，是肺病患者的奄奄一息的咳嗽，然后是虚弱的呻吟，每一回都唠叨着：“上帝，我有罪孽呀！”在一片寂静中听到这病态、沙哑而酸楚的声音是很怪异的。而这时在某个角落，也有些人未曾入睡，躺在各自的床上闲谈。一个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到遥远的过去，讲到流浪生涯，讲到妻儿和往日的风习。单凭这远处的低语声，你就会感到，他所讲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自己，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孑然一身。只听到轻微而单调的低语声，仿佛远方的流水潺潺……
我在前面说过，我终于适应了我在监狱里的处境。但这个“终于”的实现是很困难而痛苦的，是一个太缓慢的渐进过程。实际上我为此不得不付出几乎一年的时间，而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因此这一年才那么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能按次序记住这一年中的每一个小时。我还说过，其他囚犯也不能习惯于这种生活。记得，在这第一年我时常暗自寻思：“他们呢，他们怎样？难道能安之若素？”这些问题使我挥之不去。我曾经提到，在这里生活的所有囚犯似乎都没有在家里的感觉，而似乎是在客栈里、在旅途中、在某个羁押站的匆匆过客。那些被终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也无谓地忙忙碌碌或愁眉不展，而且其中的每个人都一定会暗自抱有某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种永恒的不安虽然是无声的表现，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奇怪的烦躁和焦急有时是内心的希望的不自觉的流露，他们的希望有时竟如此不切实际，简直像是梦呓，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希望却往往存在于那些看来最务实的人的心里，——这一切使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外貌和性质，也许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几乎从最初的一瞥开始，就会觉得，这在监狱外面是没有的。这里人人都是幻想家，而这一点很惹人注目。这让人感到是病态的，恰恰是因为，幻想使监狱的大部分建筑具有阴森和忧郁的外貌，一种不健康的外貌。绝大部分人都沉默而愤怒，到了仇恨的程度，不喜欢把自己的希望流露出来。率直、坦诚是受到蔑视的。希望越是无法实现，幻想者自己就越是感到无法实现的苦恼，越是顽强而严格地把希望深藏于内心，但决不会放弃。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因为怀有这样的希望而暗自羞愧吧。俄罗斯性格中那么富于实际而清醒的认识，内心那么富于嘲讽，首先是自嘲……也许，由于对自己的这种经常的、潜在的不满，这些人才会在彼此的日常关系中有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不妥协和彼此之间的冷嘲热讽。比如说，要是他们当中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比较天真而急躁，偶尔大声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开始大谈幻想和希望，那么他立刻就会遭到粗暴的围攻、制止和嘲笑；不过在我看来，攻击得最起劲的恰恰是那些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他走得更远。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天真单纯的人看作十足的傻瓜，对他们抱着蔑视的态度。每个人都那么忧郁而自负，因而蔑视善良而宽厚的人们。除了那些天真单纯的饶舌者之外，所有其余的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善良的人和凶恶的人，忧郁的人和开朗的人。忧郁而凶恶的人要多得多；要是他们当中偶尔有几个生性爱饶舌的人，那么必定是一些惹麻烦的播弄是非者和惶恐不安的心怀忌妒的人。他们好管别人的闲事，但决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这没有形成风气，不合常规。善良的人为数甚少，他们稳重，默默地把自己的期望深藏于内心，当然，他们比忧郁的人更倾向于抱有希望，对自己的期望也更有信心。不过，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部分完全绝望的人。例如，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位老者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总是很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很平静（我曾谈到过他），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之道，有自己的出路，那就是祈祷和苦行观念。还有一个神志失常，读《圣经》入迷的囚犯，这个人我提到过，他曾拿着砖头扑向少校，大概也是丧失了最后希望的绝望的人；而完全没有希望是没法活的，于是他就想在自愿的、几乎是人为的苦行中寻求出路。他声称，他扑向少校时并无恶意，仅仅是想受到折磨而已。谁知道，那时他有过怎样的心理过程啊！没有一个目的和对目的的追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真正地活着。失去目的和希望，人往往会苦闷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和出狱。
不过，目前我正在努力给我们整个监狱的人进行分类。但是这可能吗？现实是无限纷繁多样的，与抽象思维的一切结论，甚至最复杂的结论相比较，现实也不能容许那些明确的、显著的区分。现实倾向于分化。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毕竟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生活，不仅指表面上的生活，也指内心生活。
可是正如我曾多少提到过的那样，我在入狱初期不能而且也不善于探究这种生活的内心深处，因而那时它的一切外在表现都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郁闷和苦恼。有时我甚至开始憎恨这些与我同样在狱中受苦的难友。我甚至会忌妒他们而谴责命运不公。我忌妒他们，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自己人和伙伴之中，能互相理解，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对这种鞭子和棍棒下的伙伴关系、这种被迫的群居生活是深恶痛绝的，人人都暗自把目光转向一旁而避开所有的人。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在气愤的时候所感到的这种忌妒是有合理的依据的。实际上，有些人的看法肯定是不对的，他们说，在我们服苦役和蹲监狱的生活中，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等等和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完全同样地感到艰苦。我知道有这种看法，近来我听说过，也读到过。这个想法的依据是正确的，是合乎人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人。然而这个想法太抽象。忽略了很多实际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理解。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有教养的人和贵族似乎情感更细腻、更敏锐，有更高的文化程度。精神和精神上的发展很难纳入某种现成的层次。甚至教养本身在这种场合也不是衡量的尺度。我首先要证明，在最没有教养、最受压迫的环境里，也可以在这些难友之中发现精神发展的极其优雅的特点。在监狱里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和一个人相识几年了，心里想，这是个畜生，不是人，因而鄙视他。突然，偶尔在某个时刻，他一时冲动展现了他的心灵，于是您看到了他内心的丰富、爱和同情，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的卓越的理解，您仿佛开了眼了，在最初的瞬间您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与教养和谐共处的是残忍、无耻，使您见而生厌，无论您多么善良或有什么成见，您在心里却既不能原谅他，也无法为之辩解。
关于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等的改变我也不想说什么，对出身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种改变当然比庄稼汉更难以忍受，庄稼汉在入狱前往往忍饥挨饿，而在监狱里至少能吃饱肚子。对这一点我也决不争辩。假定说，对意志力较强的人而言，这一切与其他一些困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实质上习惯的改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有一些困难，相比之下，这一切便无足轻重了，以致你不会在意肮脏的环境、粗暴的态度，也不在意粗劣的不干不净的饮食。最娇生惯养、四体不勤的人，在满脸汗水地劳动一天之后，就会吃黑面包，喝着有死蟑螂的菜汤。对这些还是能习惯的，正如幽默的囚徒之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被关进监狱的娇气的人：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狼吞虎咽。
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新来的犯人，入狱后过了两个小时就和其他所有的人完全一样了，在自己家里，和别的任何人同样地成为监狱群体生活中的一个权利平等的主人。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别人，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人，因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自己人。然而高贵的人、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多么正直、善良、聪明，都会成年累月地受到所有的人乃至整个集体的仇视和蔑视；他得不到理解，主要的是——得不到信任。他不是朋友也不是伙伴，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使他们不再欺辱他，然而他终究不是自己人，永远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疏远的孤独。这种疏远，从囚犯方面来说，有时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无意中造成的。不是自己人，如此而已。生活在异己的圈子里是最可怕的。一个从塔甘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刻就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样的俄罗斯庄稼汉，立刻就能与他商量好并作出生活上的安排，也许两小时后他们就在一座木屋或一个窝棚里非常和睦地开始新的生活了。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与平民百姓之间隔着极深的鸿沟，要完全了解这一点，只有在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自己由于外部条件而突然在实际上丧失了原先的特权，变成平民之后。否则，哪怕您一辈子都在和民众交往，哪怕四十年来您每天都和民众接触，例如在身穿制服履行公务的时候，或甚至纯粹出于友情，像恩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您却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关系的实质。一切都不过是假象，没有别的。我准知道，所有的人、肯定是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这个见解都会说，我在夸大其词。然而我确信，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书本知识，不是来自思辨，而是来自实际生活，而且我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检验我的这个信念。也许以后大家都能认识到，我的上述见解是何等地正确……
总之，大家都很激动。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真的很差。又接二连三地出了一些事。而主要的是——普遍的不满情绪，长期郁积的痛苦。苦役犯本来就喜欢争吵闹事；但全体或成群地起来闹事，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总是有分歧。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谩骂多而行动少。不过这一次大家的激动并非无果而终。他们开始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在牢房里议论、骂街，气愤地历数我们少校的种种倒行逆施；查明了他的全部底细。有些人特别激动。在任何类似的行动中总是有主谋，有领头人。在这些事件中，就是说，在请愿的事件中，领头人一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不仅在监狱，而且在所有群体、部队等等之中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不论在哪里，他们都是彼此相似的。这些人热情、渴望正义，并且极其天真而真诚地相信，正义是一种必然而不容置疑的、主要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可能性。这种人不比别人笨，其中甚至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太性急，因而缺乏计谋和手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善于巧妙地引导群众并赢得战斗，那么他们就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人民的领路人和天然领袖了，这一类人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少的。不过，我刚才讲到的那些请愿的主谋和领路人，几乎总是会输掉战斗，因而后来被关进监狱服苦役。他们由于狂热而遭到失败，但也由于狂热而对群众有影响力。最后人们都很乐意跟着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满腔义愤影响着所有的人，即使那些最优柔寡断的人也终于会归附他们。他们对胜利的盲目自信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也会受到诱惑，尽管这种自信所依据的理由，有时是那么不可靠，那么幼稚，使旁观者大为惊讶，那些人怎么会跟着他们走呢。重要的是，他们走在最前面而毫无惧色。他们像公牛一样低着头笔直地往前冲，往往不了解情况，行事莽撞，缺乏在实践中诡计多端的狡诈（而有时甚至那些极其卑鄙而声名狼藉的人正是依靠诡计多端才有了胜算、达到了目的并逃脱惩罚）。他们必将遭到挫败。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爱发脾气，好唠叨，易受刺激而又缺乏耐心。往往智力非常有限，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有力量的原因。有一点最令人气愤，他们常常不是直接奔赴目标，而是偏离目标，不是抓大事而是抓小事。正是这一点害了他们。但他们容易被群众所理解；这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
“唉，天哪！你们的人也有吃自备餐的嘛，他们不是也出去了吗？嘿，我们也应该出去的……基于伙伴关系。”
“可……可是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他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赶紧瞟了他一眼：他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没有理解我在追问什么。然而我在这一瞬间完全理解了他。久已在我心头浮动并使我不得安宁的一个模糊的想法，此刻终于得到了明确无误的肯定。我突然明白了一直琢磨不透的问题。我明白了，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作为伙伴，哪怕我是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单人囚室的重犯。不过使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彼得罗夫这时的样子。他的问题“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使人感觉到那样一种质朴的天真，那样一种毫不掩饰的困惑。我曾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嘲弄呢？什么也没有：很简单，不是伙伴，如此而已。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
说真的，我原以为，在请愿以后他们会活剥了我们，我们将永无宁日。才不是呢：我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对埋怨的一点暗示也不曾有过，没有任何新增加的特别的恶意。只不过是有机会就向我们唠叨几句，像往常一样，再没有别的了。不过，对所有那些不愿参加请愿而留在伙房的人们，同样，对所有那些最先高喊满意的人们，他们也没有一点生气的表示。甚至谁也不再提及此事。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生活中没有书，我便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力求解决，这些问题有时使我备受折磨……不过这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啊！……
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由于幻想和疏阔，我们在监狱里会觉得，自由比真实的自由更自由，就是说，比实际上的、现实中的自由更自由。囚犯们夸大了真实的自由的概念。就囚犯而言，这是很自然的，是其天性中的一个特点。
囚犯们出去十分钟后，我们，我和当初与我一同入狱的难友，也走出了监狱，从此不再回来了。还要直接到锻工车间去，卸下镣铐。不过送我们去的已不是荷枪实弹的押送兵了：我们是跟一名士官去的。是我们的几个囚犯在工程车间为我们卸下了镣铐。我等他们为我的难友打开镣铐后，自己也朝铁砧走了过去。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在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他们忙碌起来了，想干得更灵巧，更好。
“铆钉，先要拧下铆钉！……”工长在指挥，“把它固定好，要这样才行，好！……现在用大锤砸吧……”
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我此刻似乎感到惊讶，它们刚才还套在我的腿上呢。
“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似乎还透露出一丝得意。
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